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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孙吴政权长远发展的高明谋划
孙策于兴平二年(公元年)十月归取江东,“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不数年,政权初奠并基本上控制了江东政局。同时开始了面对各路诸侯(军阀)的行动,以谋更大的发展。
第一,书责袁术。
正当孙策的势力在江东迅速发展的时候,建安二年(公元年),袁术僭号,在寿春称帝。袁术的行为遭到朝野上下的广泛反对。孙策在袁术称帝前夕,给袁术送去了一封千言长信(按:授意谋士张纮代为起草),讲了九条不可僭号的理由,对袁术深加斥责,明确表明了自己忠于汉室、反对僭号的态度,并借机宣示了自己的军事独立性。
一谓有失人心。指出:当此天下大乱之际,你袁术“当与天下合谋,以诛丑类。舍而不图,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
二谓有违臣子之体。指出:“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若无过而夺之,惧未合于汤、武之事”;
三谓自取败亡。指出:董卓虽然“狂狡”,尚且未敢“废主自与”,现四方兵起,“皆玩敌而便战斗”,如若僭号,就要面对各路强兵的反对,“适足趣祸”;
四谓天命不容。指出:“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商、周武、汉高(刘邦)、世祖(刘秀)“皆因民困悴于桀、纣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无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是不可能的;
五谓背义逆势而动者必败。指出:“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如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这说明,帝王之位,是不能强求的;
六谓汉统不能动摇。指出:“幼主(刘协)岐嶷,若除其逼,去其鲠,必成中兴之业”,即使另立君主,“犹望推宗室之谱属,论近亲之贤良,以绍刘统,以固汉宗”,根本轮不到你;
七谓面临做汉室忠臣和自取败亡两种选择。指出:“(袁氏)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当此乱世,一是做忠贞者,“夙夜思惟,所以扶国家之踬顿,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报汉室之恩”;二是做强取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盍乘累世之势,起而取之哉?”两条道路,结果必将完全不同,不能不认真考虑；
八谓明人应该懂得审时度势而行。指出:“所贵于圣哲者,以其审于机宜,慎于举措,若难图之事,难保之势,以激群敌之气,以生众人之心,公义故不可,私计又不利”,明人是不干这种事的;九谓谶纬迷信不可信。针对袁术深迷谶纬之说,指出“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
孙策此举,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不少分数。
其一,受到了由曹操控制的汉朝廷的高度重视,从而被正式追授为会稽太守,并且封侯拜将,结束了由袁术假借朝廷名义所授将军号和“自领”会稽太守的历史,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
其二,彻底结束了自孙坚以来孙氏军事势力深受袁术掣肘的历史。正如《资治通鉴》卷62所载:“(袁)术始自以为有淮南之众,料策必与己合,及得其书,愁沮发疾。既不纳其言,策遂与之绝。”
其三,一个深明大义、忠于汉室、据长江而雄有江东的军事集团首领显露于世;
其四,影响了汉末大局,引起各路军阀瞩目,凡谋大事者,不能不考虑这一军事存在。
第二,北联曹操。
遣使人朝,取得更高合法名义。
孙策书责袁术僭号之时,也正是曹操准备东伐袁术的时候。
曹操东伐袁术有两大战略考虑,一是封赏吕布,激化吕布、袁术之间的矛盾;二是笼络孙策,让其联兵讨术。孙策同袁术绝交,正好让曹操找到一个由头,建安二年夏,遣议郎王誧(音bu)送达诏书,追扬孙坚,大赞孙策,即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并命其与吕布和当时代理吴郡太守的安东将军陈瑀共同讨伐袁术。孙策迅速做出正确决策,虽然不久前在给袁术的信中还称“曹操放毒东徐”,但此时立变态度,表示愿意受命。不过,孙策嫌“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
据载,王誧很明智,灵机一动,“承制”(按:秉承皇帝的旨意,用皇帝的名义)给孙策以明汉将军的称号。得到朝廷承认和封赏,孙策很是高兴,当即上表谢封、受命,表明了立场。
孙策奉诏讨袁术,大大影响了东方军事态势。在战略上,对于曹操和孙策都有重大意义。袁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陷入曹操、吕布、孙策的战略包围之中。
可惜的是,孙策讨伐袁术的行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史载:“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整装待发),当与(吕)布、(陈)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唐,瑀阴图袭策。”陈瑀偷袭孙策的目的,可能是企图打垮孙策而占有江东。孙策发觉了陈瑀的阴谋,遣其将吕范、徐逸出其不备攻陈瑀于海西,大破之,陈瑀“单骑”走冀州,投奔了袁绍。孙策的重大收获是“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并且全面地占有了吴郡。这样的结果,虽使孙策未得直接参与剿灭袁术的战争,但对于他有效地控制江东来说,却是更为重要的。
据载,孙策在建安元年即遣使向曹操控制的朝廷“贡献方物”。及至建安二年,他已完全站到曹操一边,明确表示忠于朝廷,并且支持曹操讨伐袁术的战争。建安三年,孙策又遣重要幕僚正议校尉张纮“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毫无疑问,这是重大的、明智的决策,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时,正值吕布与袁术重新联合,曹操的战略需作新的调整，对孙策更是“欲抚纳之”。因此,“其年,制书转拜(孙策)讨逆将军,改封吴侯”。孙策得到了曹操代表皇帝以诏书所授予的更高封赏。这正式表明,他已是朝廷承认的盘踞一方的军事势力和地方政权。嗣后,历史便将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孙氏家族由吴侯而为吴国主的历程。
吕布、袁术先后被曹操消灭,时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以曹操之智、之力,自然不会两面临敌,因而做出了更加明确的“欲抚之”的姿态,“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孙)匡,又为子(曹)章取(孙)贲女,皆礼辟策弟(孙)权、(孙)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茂才”。
第三,计破刘勋。
刘勋,庐江太守,原为袁术的心腹。前面讲到,袁术曾向庐江太守陆康求米,康不与,即遣孙策攻康,并对孙策说打败了陆康便让他做庐江太守。及至打败陆康,袁术食言,而用其故吏刘勋。这说明,孙策与刘勋本来就有嫌隙。况且袁术死后,刘勋立即背叛了故主。建安四年,袁术兵败,郁愤结病,呕血而死。
《孙策传》说,“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当时,孙策很想得到袁术余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半路被刘勋收编,自然心中不甘。据载,孙策表面与(刘)勋“好盟”,劝刘勋攻取“豫章上缭宗民”。
《三国志·刘晔传》说:“时(刘)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富,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葛布),喜悦。”刘勋不听刘晔的劝阻,兴兵伐上缭,孙策乘机“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全部投降。刘勋“独与麾下数百人”投归曹操而去。
孙策并非设下圈套“乘虚而袭”,而是乘刘勋“轻出”而取之。记载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孙策的用兵之能。
孙策破袭刘勋的意义很大,不仅是铲除了一股地方势力,控制了江北战略地区,而且收得袁术余众数万,壮大了队伍。
第四,讨黄祖。
黄祖是荆州牧刘表的重要将领。初平三年(公元年),孙坚征刘表时“为(黄)祖军士所射杀”。所以,孙策、孙权兄弟含恨在胸,誓报杀父之仇。建安四年(公元年)秋,孙策大破刘勋以后,“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
刘表派遣侄子刘虎和部属韩晞率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先锋”。十二月,孙策的军队至沙羡(在今湖北武汉市境),大破黄祖。因为孙策曾接受过朝廷的诏令“与司空曹公、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等并力讨袁术、刘表”,所以算是受命征讨,得胜后很是得意地给皇帝上奏了一道表章,生动而夸张地记述了战斗情况和所获战果。
打败了黄祖,孙策控制了武昌以下长江地面。本来,曹操对孙策的策略是“抚纳之”“制而用之”,给予封赏,让他牵制袁术和刘表。既至孙策节节胜利,以曹操之善谋,又不能不感到忧虑。《孙策传》注引《吴历》反映了曹操的这一心态:“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猢儿(小疯狗,意为勇猛少年)难与争锋也。’”
第五,伐陈登。
陈登,字元龙,下邳人。《三国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二十五岁,举孝廉,被任命为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长,继而被徐州牧陶谦表为典农校尉,是陶谦的得力部属,曾积极促成陶谦“让徐州”于刘备的事。吕布打垮刘备以后,曾派陈登到许求得徐州牧之职。登见曹操,大讲吕布的坏话,“因陈(吕)布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之谋。曹操因此即用登为广陵太守(治今江苏扬州东北),“令阴合众以图吕布”。
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曹操讨吕布,“登率郡兵为军先驱”。吕布“伏诛”以后,曹操“以功加拜(陈登)伏波将军”。据说,陈登“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
《江表传》载,“(陈)登即(陈)瑀之从兄子也”。这说明,陈瑀与陈登是叔侄关系。基于这些原因(当然,志在吞并江南是最主要的),陈登便乘孙策西征黄祖之机“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
战事是陈登挑起的,孙策为了巩固江东局势,不得不面对现实。况且以广陵战略地位之重要,只要条件具备,孙策也是必欲取之的。因此,解决了刘繇,华歆问题并打败了黄祖以后,建安五年二月回师伐登,“遣军攻登于匡琦城”(在今江苏淮安境。一说在今安徽当涂)。然而出师不利。
陈登“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并即命令将士“宿整兵器”,准备出战。黎明时辰,陈登开南门,奔袭孙策军。策军大溃。再战,“登以兵不敌”,求救于曹操。虽然曹操没有可能派兵前来,但孙策的军队以为“大军到,望火惊溃”,又遭败绩。随后,孙策亲自率兵“复讨登”。不幸,“军到丹徒,须待运粮”,单骑出猎,遇害。
孙策虽然失利,但把陈登赶出了广陵郡,战略意义极大,为以后孙吴政权有效控制长江防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曹操对于没有援助陈登而且将其调离的后果很懊丧。史称:“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二、文治之能，奠定孙吴人才基础
孙策礼贤下士,善于用人,士民乐为其用。而且能够听取一些不同意见,重视母亲的教诲,对属下注意“舍过录功”,待之以诚。
《三国志·妃嫔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他的母亲吴夫人知道了,“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遂释腾。”这件事,反映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史称“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当属不虚。
正因如此,所以仅仅四五年的时间,孙策便拥有了一个文可谋国、武能征战的整齐的忠心为己所用的班子,拓疆展土,据有六郡,从而取得了占有长江下游的巨大成功。
第一,任命控制区内的重要地方军政长官。
史载,孙策“尽更置长吏”。“尽更置”的意思是免去原来郡一级的所有地方官,全都换上了新人,而其中主要是自己人。因此,“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治今安徽宣州),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孙)辅为庐陵太守,丹杨朱治为吴郡太守(治今江苏苏州)。”继而,欲取荆州,又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以程普为“行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第二,建立起中心参谋班子,以张昭、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
张昭,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好学,弱冠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应。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历史记载的孙策重用张昭的故事,反映了孙策颇得用人之要。
张纮,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少游学京都,举茂才,不就;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儒、司空荀爽三府“辟为掾”,亦皆不就,避难江东。孙策曾多次登门请教,“咨以世务”。既而,“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孙策上表用他为正议校尉,将他与张昭同等看待,视为左右臂膀。
秦松,字文表,陈端,字子正,皆广陵人,“并与(张)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
第三,奖赏有功,提拔战将。
诸将、列亲和从骑十三,大都委以重任,从而建立并完善了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军事系统。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壮有姿貌”,是个美男子,与孙策同年。据载,周瑜的叔父周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亲。孙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说:“吾得卿,谐也。”随后,周瑜参加了孙策的诸多重要战斗。“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境)人,“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从孙坚征伐,讨黄巾于宛、邓,破董卓于阳人,攻城野战,身被创夷。”孙坚死后,复随孙策,从淮南到江东,屡立战功,得“增兵二千,骑五十匹”之赏。
堂兄孙贲,字伯阳,对于保存孙坚的兵力和击败刘繇的战役,都有功劳。孙策打败刘繇以后,曾派孙贲、吴景回寿春向袁术报告,“值术僭号,署置百官”,孙贲被授九江太守,“贲不就,弃妻孥还江南”。这时,孙策已平吴、会二郡,孙贲随同孙策一起征讨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取得胜利。回军路上,过豫章,“闻(刘)繇病死”,孙策遂以孙贲领豫章太守。
叔父孙静,字幼台,献计破袭王朗有功,被授奋武校尉。孙策本想授他以更重要的职务,“静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求留镇守”。孙策答应了他的要求,让其回籍,镇守富春。
姑表弟徐琨曾经跟随孙坚征伐有功,拜偏将军,孙坚死后跟随孙策“讨樊能、于麋等于横江,击张英于当利口,击走笮融、刘繇”。孙策让其以督军中郎将领兵,随后升为平虏将军。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治今湖南零陵北)人,初为郡吏,察孝廉,“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孙坚死后,黄盖跟随孙策转战。“擐甲周旋,蹈刀屠城”,不畏险阻,继为别部司马。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境)人,“以便弓马,有膂力”著称,得到孙坚重用,“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孙策东渡后,韩当跟随征讨丹杨、会稽、吴三郡有功,被提升为先登校尉。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在孙策归依袁术的时候,“钦随从给事”。孙策东渡时,授钦别部司马,“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今江西弋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会稽)西部都尉。”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今安徽寿县北)人,“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战有功。策人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他救过孙权的命。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今湖北松滋)人。孙策在寿春,十八岁的陈武投其麾下,遂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继而,孙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将其精壮整编成一支精锐部队,任命陈武为督。这支部队,很受重视,所以史称“以武为督,所向无前”。
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浙江今市)人。孙策进军会稽,“(董)袭迎于高迁亭,策见而伟之”,授门下贼曹。继而,讨斩山阴宿贼有功,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是孙坚的得力爱将,“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马。从讨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坚表治行都尉。
凌操,吴郡余杭(今浙江余杭)人,“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因其颇有勇略,授为永平长。操在县,“平治山越,奸猾敛手”,不久又升迁为破贼校尉。
第四,善待归属,诚用降将。
孙策不仅礼遇归降的郡守级朝廷命官,如王朗、华歆等,而且深纳王朗“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优哉”之谋。
刘繇牛渚失败后,“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不久病故。孙策西伐江夏,“还过豫章,收载繇丧,善遇其家”。
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今山东龙口)人。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曾为其单马出城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受到孔融、刘备和时人的重视。后投靠同乡扬州刺史刘繇,但不受刘繇器重。太史慈“独与一骑卒”出去执行任务,恰巧遭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刘繇失败时,太史慈没有跟随刘繇逃亡豫章,而是“遁于芜湖,亡于山中”,自为丹阳太守,拉起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大为山越所附”。然而,乌合之众难抵孙策,“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孙策见到太史慈,即解其缚,握着他的手说:“宁识神亭时邪(按:太史慈在神亭曾力战孙策)。
当即任命太史慈为门下督,“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继而,分海昏、建昌(今江西奉新境)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督率诸将抗拒刘表军队的入寇。
祖郎,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人,丹阳境内山越头领。孙策生擒祖郎以后,对郎说,“尔昔袭击孤,斫孤马鞍”,今天“创军立事”,我将“除弃宿恨,惟取能用”。这一点,不仅对你,对谁都一样,“汝莫恐怖”。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浙江今市)人,本为会稽太守王朗的佐吏功曹。孙策征会稽,虞翻劝王朗退避孙策,王朗没有听取虞翻的意见,结果“拒战败绩,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今福建福州),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
王朗深知大势已定,不愿连累属下,因对虞翻说:“卿有老母,可以还矣。”虞翻回到会稽,孙策亲自到虞翻的家里,送上一封信,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随即“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虞翻忠心报主,不久即立大功。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为郡吏,继而先后做剡(音shan,治今浙江嵊州西南)长、太末(今浙江金华)长。“惩恶扬善”,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孙策临郡,举为孝廉,先后命为永宁(今浙江永嘉)长、领会稽郡南部都尉事。后成孙权名将。
全柔,吴郡钱唐人,“汉灵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弃官归,州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据载,孙策率兵到吴,全柔“举兵先附”,孙策即上表朝廷用柔为丹阳都尉。
孙策,年仅二十六岁便无谓地英年早逝了。孙策的人格局限,影响了他的威望、事业发展和生命安全。
“人生局限”实际就是一种人生缺点。这种缺点在他的父亲孙坚和弟弟孙权身上都有体现。可谓是致命的。所以,陈寿在评论孙坚,孙策父子二人时特意指出:“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孙权也有这方面的毛病,幸好尚能及时醒悟,接受意见,而在较多的情况下从积极的方面接受了教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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