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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第一评——月旦评
月旦评是东汉时期“谈论”的一种类型。“月旦”即月朔，每月初一。它是东汉末年汝南郡每月初一进行的品评人物、论士议政的一项活动。至于为何要把品评人物的时间定为每月初一，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佐证。
大抵因民谚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为计时办事之便，大概就约定俗成地将月旦定为诸多活动的首选时间了。
如曹操就下令其部属于月旦对时政提出批评：
“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擦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汝南月旦评是由汝南名士许劭为首，与其族兄许靖共同主持的。《后汉书·许劭传》载：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这项活动在汝南一带蔚成风气，参与者甚众，影响也非常大。其后，月旦评便逐渐成为名士们品评人物的代名词。如刘峻在《广绝交论》中就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之说，宋人秦观也有诗云：“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
后人视月旦评为“第一评”，持月旦评者，在朝堂上威风凛凛，其风采及影响力超越公卿大臣。其辞虽不无夸张，但也足见月旦评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唐代在豫州汝阳县还有“月旦里”的地名。
月旦评首脑人物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类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许靖，字文休，“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减否之称。”
月旦评在两人的主持下，名噪一时，被许氏兄弟“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许劭任汝南郡功曹时，“太守徐瑶甚敬之”，郡内大小官吏均十分畏惧，居然“莫不改操饰行”，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仅一般的土人对许氏兄弟敬若神明，即便是出身四世三公的大贵族袁绍和“任侠放荡”以豪杰著称的曹操，对月旦评也是深为折服且不得不有所顾忌。袁绍“公族豪侠，播名海内”，平日间盛气凌人，飞扬跋扈，连董卓、何进等权贵大臣都不放在眼里。
然独惧许劭之评，史载“（袁绍）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造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返乡时前呼后拥，很讲排场的袁绍唯恐奢靡的场景为许劭所不齿，只得装模作样，轻车简从地回到家乡，以便给许劭留下一个好印象。曹操祖父曹腾为中常侍，出身阀族，时人讥讽其为“赘阀遗丑”，曹操为摆脱被人看轻的尴尬局面，遂千方百计恳求许劭为己一评。
为达目的甚至不惜采用胁迫等无赖手段：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令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除了袁绍与曹操外，当时很多豪杰名士都曾被许氏兄弟一一“核论”，如他们评陈寔为“太丘（陈寔曾任太丘令)道广，广则难周”，论陈蕃是“仲举（陈蕃之字）性峻，峻则少通”。陈寔为当时名士中之泰斗，陈蕃则是名士中之“护法”，许劭对二人之品题，各为八个字，有褒有贬，恰如其分。
有人问许劭：
“（荀）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荀靖之字）外朗，叔慈（荀爽之字）内润。”
其品评荀靖兄弟，假物为喻，形象鲜明。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仅十三个字)，表达了荀靖兄弟的人物性格。听者默契于心，犹如恍然在目，真可谓神妙也。
月旦评虽盛行于一时，然持续时间并不太长。“（许）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许）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不久宦官十常侍当国，许劭目睹朝政腐败，天下将乱，不愿入仕，他说：“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
因不为徐州刺史陶谦所容，许劭又“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许靖因事得罪董卓，亦避难出走，随着许氏兄弟两人关系的破裂并分别离乡他走，月旦评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月旦评为何出现汝南
月旦评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出现于汝南郡（郡治在今河南省平舆县）？
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
首先，月旦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
月旦评植根于汝南地灵人杰的文化氛围之中，东汉学者应劭说：“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养老致敬，化之至也。”汝南在当时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发达的先进地区。就其道德风尚、文化修养来说，确已达到了“化之至也”的程度。
川胜义雄指出：“东汉中叶以后，学问逐渐遍及天下，于是各地都有学者自行召集诸生讲学，河南省中部的颍川、汝南以及山东省北部的北海，都是著名的学问之地。”
汉魏之时，汝南、颍川一带，人才辈出，英雄驰骋，曹操与十六国时后秦主姚兴皆有“汝颖固多奇士”之语。就学术而论，自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汝颍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汝南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颖川张兴、丁鸿等均蜚声海内，他们或是享有“五经无双”、“五经纵横”之美誉，或者招收弟子成千上万，为一代宗师。
东汉末年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其中，党锢核心人物的“三君”中有汝南陈蕃，“八俊”中有颍川李膺、杜密，“八顾”中有汝南范滂、蔡衍，“八及”中有汝南陈翔，汝颍名士之多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还有四世三公的袁氏、世家大儒的应奉、应劭等。许劭、许靖所在的许氏家族也是一流的世家大族，其祖上自许敬至许相三世皆位列三公，旁支许慎更是赫赫有名的《说文解字》的作者。
由上可知，袁氏、应氏、许氏等世家大族，或为世代显宦，或为经学世家，且文化传承均达百年以上。在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月旦评的破土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月旦评的出现同东汉末年士人热衷于“谈论”的社会风气有关。
桓灵之世，政治极端腐败，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亡国之兆，士人学子们已无法安心于书本，沉潜于学术了。太学中出现了“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的萧条景象。
他们把精力逐渐转向了时政，对社会政治的关切和议论，成为时代的一个兴奋点。汉代原有学术论辩的风气，主要侧重于经学义理的论辩诘难。东汉后期谈论蔚然成风。士人见面即常谈议，相互品鉴人伦，臧否朝政，谈论不仅长至“连日达夜”，而且规模扩大到“六七千人”。能
言善辩被视为名士一项极富吸引力的才能，位尊名高的党人领袖李膺每见太学生符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磨每捧手叹息。”
他们谈兴甚浓，谈论、评论、坐谈、虚谈、高谈、清谈，到处出现这些名称虽异而实质相同的评议。尤其是“党锢之祸”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士人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当时身具教养的士大夫随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开始积极关心现实的政治，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革政治”。
士人中还出现了一批慧眼识人才的谈论家。如孔融，“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郭泰（字林宗），善谈论，“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他“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酷，司马子威拔自卒伍。”
据说，赖之成名者竟多达六十余人。又如，李肃“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
其实，无论是“裁量执政”，抑或是“奖训士类”，都是一种社会议政、举荐人才的具体表现。汝南郡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比毫不逊色，《风俗通义·过誉》言：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气决，好干上怵枝，以采名誉，末流论起于爱憎。”可见，汝南士风是放纵不羁，敢为犯上之举的。
而许劭、许靖兄弟之评论、识才、拔士更是精确无比，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由此可知，汝南月旦评的出现绝非是孤立、偶然的，它是与东汉末年士林谈论之风气一脉相承、紧密相连的。
其三，汉代选官制度为月旦评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两汉王朝以察举、征辟为主的选官制度存在着重“德”轻“才”的结构性缺陷。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世祖诏载：
方今选举，资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可见，汉代四科取士以“德”为第一要务。但是道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免沾染上厚重的“人治”色彩。
汉代“德”的名声主要靠社会舆论的制造，在重视人物观察、举荐，而非考试的察举制度下，先期获得社会重要人物的肯定、赞誉，对于求仕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常以穷退见遗”。
可见，要入仕就必须靠“人事”而成名，沾名钓誉，形成轰动效应。
东汉后期，豪强大族相互吹捧，自我标榜，风谣题目，盛行一时，什么“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等等，形成一种社会公论，公论的好坏决定了被品评者的前途。于是主持公论的豪门世族拥有极大的权威，能够识才举士者更享有盛名。他们不仅在舆论界有重大影响，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廷的用人。
例如谁被李膺看中，就犹如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李膺是二干石的高官，自不待言。然而不做官的权威人士，如善于发现和品评人物，也同样可以左右舆论。例如，终生未仕的郭泰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
身为布衣的陈寔也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才鉴定者，时人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隐居乡里的名士范滂亦是如此，汝南书佐朱零宁可被太守宗资施以刑罚也不肯违背范滂的意愿，他说：“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
月旦评的领袖许劭影响之大更是震动朝野。
谢子微早就预见，许劭日后将成为“汝南管籥”。事实上，许劭不仅主持汝南的社会舆论，在知名度提高之后，甚至充当了制造全国社会舆论的大师。如曹操之例就颇能说明问题。
曹操未入仕前曾不择手段地想扬名天下，他起初欲借助太尉桥玄之言替自己鼓吹一番。但桥玄觉得自己的声望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提高曹操的知名度，遂将操推荐给了“汝南管籥”许劭。“
许劭的赏识与品评使曹操为世人所瞩目，由“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这便是月旦评制造舆论的结果。不久，曹操便藉此被举为“孝廉”，步入官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州郡中正》中云：“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月旦评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兴起为士人学子们开辟了一条入仕的有效途径。
其四，月旦评在历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还与许劭、许靖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以及他们清行高节的崇高人格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末年，阀宦当道，内外大权皆操于宦官之手，凡谋求做官及升迁者，非投靠宦官不可。然许靖、许劭却极为鄙视阀宦与无行谄伪之徒。
许劭对其从兄弟许相“以能谄事宦官”，深恶痛绝，以至与共断绝往来。再如“（许劭）宗人许栩，沉没荣利，致位司徒。举宗莫不匍匐栩门，承风而驱，官以贿成，惟劭不过其门。”对同宗达官显贵都不买账，更追论他人，其气节之高可见一斑。
董卓秉政时，废少帝，立幼主，乱杀无辜，专横跋扈，被士大夫视作乱臣贼子。许靖痛恨董卓专权，遂与吏部尚书周假借为董卓选拔人才，而在暗中培植反董势力。尚书周毖“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待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
在许靖、周毖的密谋策划下，关东地区组成了浩浩荡荡地讨伐董卓的诸侯大军，兵锋直指长安，直到此时董卓方知上当受骗，大怒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
立刻下令将周毖斩首。许靖因事先预作准备，逃至豫州刺史孔伷处，才幸免于难。
此外许劭、许靖皆能不幕权势，崇尚气节，坚守着不遇明主绝不入仕的信念。“司空杨彪辟（许），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
许劭不就的理由是“方今小人道长”。许靖避难交州后，曹操派巨鹿人“张翔衔王命使交部，趁势募（许）靖，欲与誓要，靖拒而不许”。不愿为曹操所用。然而许靖并不真正甘心于退隐深山，终老林泉，只是待机择主。在苦苦寻觅之后，他最终在刘备处找到了归宿。
许靖入蜀后，得到刘备的重用，“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由此可见，月旦评之所以盛行当代，泽及后世，实同许氏兄弟鄙视阉宦，不畏权贵，奖掖后进，择主而事，正直清廉的高风亮节密切相关。许氏兄弟的气节德操为世人所敬重，所折服，惟其如此，才有“汝南管箭”、“人伦减否”之称，恐怕这也是月旦评著称于世的一个原因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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