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吴三桂为前驱，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及畿辅地区，接下来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清廷决策高层还没有统一意见。
有人就主张就趁着入关兵威，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置一个王爷镇守北京，大军要么退返沈阳，要么退保山海关，便有备无患。（“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屠戮而返，其实就是皇太极时代三次入关的套路。
其时，皇太极不以攻城掠地为主要目的，着重于在京师周围流动作战，屠戮大明百姓，掠夺财物，消耗明军实力，挫败明军锐气，震慑明廷。
毕竟，彼时偏居于辽东一隅的清廷与大明王朝相比，就象老鼠之与大象。老鼠还不至于有吞食大象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可是，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明廷内外交困，渐渐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那么，就在这头临死的大象身上——或者说是尸体上撕咬几块肉，甚至霸占上某个部位，又有何不可？
所以，皇太极在临终前特别叮嘱摄政王多尔衮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多尔衮的智略不在皇太极之下，一点即通，他已经决定了：移都北京以图进取。
但，到底进取多大地盘，他的心里还没有定画。
当然，也有人（特别是那些降清的明廷官员）为了拍马献媚，要多尔衮早定一统大策。心中无底的多尔衮当场呵斥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确实，就当时而言，情形也真的不容乐观。
京师附近的居民不甘沦陷于异族统治，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清廷要平息这些动乱就不得不花费一番心思。
在多尔衮看来，即便平息了，也要再用上一段时间来巩固这平息的成果，才能在北京立定脚根。
所以说，多尔衮是万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的，何况大顺军尚扼守着山西呢。
这样，自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除了山东、河北有些原本为大顺政权所控制的地方被明朝地方军队颠覆外，畿南、山东和豫东的大部分地区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几近权力真空的局面。
最后，是祖可法、张存仁等明朝降将一再劝说，用“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之语相诱，多尔衮才尝试着派人前去接管这些地区。
与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及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相比，清廷兵力有限，尤其是满族人口稀少，要有效地接收和管理这些地区难度实在太大了。
然而，出乎多尔衮等人意料的是，其派出的官员往往只须配以数百清兵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控制住了这些地区。
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被派去接管山东，其给清廷发回的报告全是“山东全区，并无一贼”、“但目下虽幸无贼，独苦无官”等字样。
偶有些地区的百姓不肯做清朝臣民，自发起来反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且得不到屯驻在江淮一带南京朝廷军队的支援，在清朝声威的震慑和威吓下，只好一哄而散。
饶是如此，清廷也不敢太大意。在他们的眼里，小心撑得万年船，退缩回陕西的大顺军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敌手。
所以，当清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接管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等地后，多尔衮严禁他们南下，而将他们调往山西，会同叶臣部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
总之，清廷准备接管的地方仅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对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显力不从心。
六月，多尔衮就发布文告对大明遗民说：“因为痛惜你们明朝皇帝崇祯的子嗣已死、帝脉已绝，势孤难存，我大清只好勉为其难，暂时接管北京土地，厉兵秣马，替你们歼灭跳梁小丑李自成，以还天下太平。再一次强调，我大清并没有占据天下的野心，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你们河北、河南、江淮各勋旧大臣、节钺将吏以及众怀忠慕义的布衣豪杰，或者是世受国恩，或者新近得到君主眷爱，或者自誓忠心等等，都心怀亡国之悲，不可能没有报仇雪恨的愿望。我大清一律不吝封爵、特别给予表彰奖励。如果有人不忘明室，想辅佐及拥立贤明的藩王，戮力同心，共同保全江东，这种想法合情合理，我大清绝不会干涉、更不会禁止。不但不会禁止，还会和新拥立的藩王通和讲好，使你们不辜负本朝，把断绝帝脉的接续上、把倾倒的王室扶起来，这，就是你们友好睦邻大清朝的仁义之举。”（“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
下文还说：“如果国家没有现成的国主，国民就会三心两意、摇摆不定。如果有人借拥立愚昧懦弱的藩王为君主，以实现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横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里却做些盗国欺民的勾当，这些，都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决了陕西的李自成，即刻调兵向南，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呜呼，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是顺是逆，从来黑白分明，简单易判，希望大家都怀抱定一颗忠臣义士的心灵。南北没有区别，同是皇天后土所生养。布告天下，知会全国。”（“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於戏，顺逆易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因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灵通，他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经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尔衮才从清廷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报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鳌永的密报是这样写的：“臣于七月初一日至平原，闻该县乡官见任南直隶太平府通判董振秀有家人董安回籍，臣亟呼而问之。云：南京于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见《清世祖实录》卷六）
清廷方面对南明的消息是这样的不灵通，而南明方面对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儿去。
南明首辅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从刘泽清揭帖中所提到“北来难民”提供的“清国摄政王所谕南朝官民示”向弘光帝报告，说：“看得虏示，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以安彝、汉之心”；称自己已经派“马绍愉往督辅史可法处相机商酌”。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关重大，认为必须让清廷知道大明帝国已经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且“事期速举”。这，也是北使团成立的一方面原因。而北使团三代表之一的陈洪范在《北使纪略》记：甲申九月十九日，他们北使一行已经到达了沧州，左懋第出示马士英的主议及廷臣回复的两道疏本，北使众人才知道“阁议时第知吴三桂借名逐寇，不知（夷）踞都僭号，猖獗如此”。
话说回来，河南的局势原本比畿南、山东地区远要复杂。虽然大顺政权早已在这块中原地区遍设官员，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独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大顺军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被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以复明为旗号所占据。
多尔衮在稳固了对畿辅地区的统治后，才陆陆续续地在八、九月间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将南下，把势力扩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抢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着复明旗号的河南官绅豪强联合起来，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区，也可以有效防止清军南下，自立自强，为日后与清廷争天下取得先机。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经消耗了很多时间，而“定策”之后武将又得以“拥立”之功蒙受厚赏，武将的爵位和荣誉都基本到顶了，再也没有进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复鲁、豫，乃至燕京，却是喊破喉咙无人响应。
这么一来，河南境内打着复明旗号的官绅土豪迫于清朝强大的压力，纷纷被迫归附清朝。清廷一路走来，赚得盆满钵满，不亦乐乎。
时人张怡差不多是这时候夹杂在难民中南下的，记下了途中见闻：“我在过德州地界时，沿路所见，均是乡勇团结，高举灭贼扶明大旗。到了济南，更有数千回民士兵自发聚合在一起，队伍整肃，器械精好。他们疏通大河，设置岗哨，但有船只通过，必严加盘查。疏通河流挖掘起来的泥土堆集在两岸，只能步行，不能骑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围墙，只留下一个门洞出入，防守严密。他们渴望南京军队，犹如久旱望雨。后来听说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到南方来的客旅，张嘴就询问督师史阁部的军队到哪儿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他们这股锐气，可得数十万义士，并且自筹粮食于民间，人自为战，大功可成。如果日复一日，坐失良机，将会大灰忠义之心，空隳朝食之气，违背现有形势，形势就会土崩瓦解，这是谁的责任！”（“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官绅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活动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在这四海无主之日，广大民众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凭着一股忠心义愤、乡勇血诚，便可以使大贼立灭，名义以新。怎奈江南众多的执政臣宰一味热衷于穴中鼠斗，致使虎狠逍遥于笼外，对李自成贼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问，真是令人感叹！”（“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哉！”）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动，表现出这样一派怯懦无能的姿态。
则在很大程度上怂恿和鼓励到了清廷要南下的决心。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人民的生活物资很大一部分仰赖于来自南方的漕运，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降清汉官金之俊就于甲申五月对多尔衮上言：“西北地区民众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于东南地区的生产，自从李闯祸乱过后，东南地区的粮食运不到京师，使得北地的米价暴涨。”（“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清河道总督杨方兴更是赤裸裸地说：“得不到江南地区，那么漕运就会受阻，北方的江山根本守不住！”（“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此外，降清汉官中有很多南方人士，这些人生怕出现南北朝的局面，那样，自己将同故乡两隔，父母分离，也一个劲地撺掇多尔衮等清廷决策层尽快饮马长江，归并南北。他们整天在多尔衮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风脆弱、不堪一战的思想。
这样，清廷征服江南，进而统一全国的决心最终确立了。
马士英、史可法等人曾经认为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下策”，在现在是“上策”，而实际情况却是：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上策”，而今却已经是下策了。
多尔衮既已从王鳌永的密报中获悉了弘光即位的消息，且又知道史可法视师江北，便于甲申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有意思，全文见《清史列传》卷二《多尔衮传》，与《史可法集》所载文字略有出入，其大意如下：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案前：
本王在沈阳就听人说过史老先生您的大名，知道史老先生您是个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次入关破贼，与京都人士接触，认识了您老先生的堂弟史可程，曾通过他给您老致信问好，不知信收到否。
这段时间，听道路传闻，说南京有人自立为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是《春秋》之义，有贼寇不剿除，则已经故去的君王不能称葬，新立的君王不能即位，自古以来，防范乱臣贼子，至威至严。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迫死了君父亲人；中国臣民，居然不动一刀一枪，不发一矢一箭。当年伍子胥灭楚，楚臣申包胥痛哭于秦廷，终于感到了秦哀公，楚国得以恢复。平西王吴三桂向申包胥学习，痛哭流涕。我大清朝廷感其忠义，念及两国世代的友谊，摒弃了近来的小嫌隙，整顿好狼虎之师，一举驱除走了狗鼠之辈。入京之日，以国礼厚葬了崇祯帝，加谥号“怀宗”。大明朝的皇亲、郡王、将军以下，一律保持原来职位，不作丝毫改动；大明朝的勋戚文武诸臣，全部收纳任用，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
原本我准备等秋高气爽便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戮力同心，共报你们君死国灭亡大仇，以彰我我大清朝廷的威德。哪里料到，你们这些南州君子，竟然苟且偷安，不审时度势，只知爱慕虚名，竟然将国恨家仇抛之脑后，令我们大惑不解！
我大清国入主北京，是从闯贼之手得来，并非取之于明朝。闯贼捣毁大明朝的宗庙，污辱大明朝的先人。我大清国不计鞍马之劳，代为雪耻。你们这些藏身于南京的孝子仁人，应该怎么感恩图报呢？你们想的竟然是等逆寇就诛、我王师北撤，就割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莫非你们以为有长江天堑不能飞渡，我大清雄师投鞭不足断流？
想想看，闯贼所祸乱的不过大明朝而已，从来没有冒犯过我大清国。我大清国以四海同仇，特伸大义。现在你等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向我大清国叫板。本王减少西面征剿闯贼的兵力，调转枪口向东，并释放关在北京城内的重刑犯人，以之为前锋。就不信我大清朝会以中华全力而受制于江东一隅之地，胜败的结果，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礼记.檀弓》上说了，“君子要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嗯，是这么个道理，君子必须用道德为标准来爱护人，小人才会用无原则的宽容他人来爱护人。您史老先生和其他江南君子如果知天命、识形势，又感恩故主，厚爱贤王，就应该劝你主上尽快削号归藩。则我大清朝廷也会以待如贵宾，封位在王侯之上。至于你等诸君子，也会列爵分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典例。
许多士大夫喜欢高树名义，根本不考虑国家之危急，每有大事，胡搞乱搞。昔年宋人议论未定，大金雄兵已经渡过了黄河，这足可为前车之鉴。史老先生领袖名流，主持大局，必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会随俗浮沉。
到底是听从还是违抗我的建议，请尽早决定。大清天兵已经整装待发，下陕西还是下江南，全在您老先生的表现。
真心希望老先生及江南诸君子能讨贼为一心，不要贪图瞬息之虚荣，而堕入故国无穷迟的灾祸之中，被乱臣贼子所窃笑。
通篇文字除了夸耀“我大清”的功德和强大外，就是切责史可法等人置君父之仇不报，有贼不讨，不遵春秋大义，否定南京朝廷的合法性，并威慑加恫吓，要求史可法等人自动自觉解散，并无条件地加入到大清政权的建设队伍中来。
那么，史可法读到这样一封信，会是什么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