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枝柳,长庆二年春。”（《勤政楼西老柳》）
望着勤政楼前那棵玄宗皇帝手植的老柳，骑着马的诗人为之感动，不知是为自己已到天命之年，漂泊天涯，湿透青衫，终得走马京华，依然多情如故？还是恍然追忆那逝去的开元盛世？
他为玄宗皇帝写了《长恨歌》，对其情感复杂，恨其倾国，却又怜惜其命运，在那首长歌里，他写道“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此情此景，恰如眼前，如何不感慨？怎能不伤怀？如今藩镇割据未平，河朔烽烟四起，西戎蠢蠢欲动，宦官弄权炙手可热，而朝廷内的党争却愈演愈烈。不知何日才能天下太平？他呆呆地望着那棵柳树，直到守卫宫门的宦者走到马前咳嗽两声，才回到现实之中，缓缓按辔而去。
这位诗人，当然就是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诗人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负责接待外藩使者，兼职为皇帝起草诏书，听来似乎风光，其实只是六品小吏，后因朝廷怜其年老，加了朝散大夫的散官之衔，才脱掉青衫，改着绯袍。
刚刚写下这首诗，他便接到了一纸诏书——外放杭州刺史。“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马上作》）诗人接到任命，是快意的，他把友人赠别的酒喝干，诗和毕，长歌一曲，作揖而别。
其实，他已经向朝廷上奏了很久，要求外放，今日终于实现。为何要放弃天子近臣的职位，远走外乡呢？诗人是想做点事情了，他积压了多年的热情、理想和抱负，终于可以有一片土地可以承载了。
唐代的杭州，尚不繁华，常有灾害。白居易下车之日，便思为百姓除害。他访问百姓，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其目瞪口呆。原来最大的一害竟然是西湖。是的，正是那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百姓对诗人解释说，每逢大旱之年，西湖水浅，无法灌溉农田，湖畔之苗尽皆旱死，每逢大雨之年，西湖水涨，湖畔之苗尽皆淹死。诗人下定决心治水，白天漫步湖畔，泛舟湖上，走访父老，夜晚在府衙读治水之书，与幕僚反复研讨，终于研究出治理西湖的良法。
诗人计划修一条堤防，平日蓄水，以备旱时，暴雨之日，则开闸放水，以减水灾。让他没想到的是，修堤方案一提出，便受到了杭州本地官员的集体反对。诗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钱唐湖石记》）意思是当地有个风俗，如果西湖水被人为放出，那么将不利于钱塘县官的人生命运。于是这些本地官员纷纷借口阻扰，有的说水里的鱼类甚至龙王将无所依托，有的说湖里的莲藕菱角从此会枯萎。诗人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断可知矣。”于是他力排众议，修筑湖堤，从此西湖水害减轻，时人号为“白公堤”。
更难得可贵的是，诗人洞悉民情，“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压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规定大旱之日，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以免被“文来文往”的审批环节耽误大事。
之前，杭州城内居民的水井都是靠江而掘，喝的其实都是钱塘江水，水味咸苦，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却也年久失修，堵塞多年，诗人特意派人重新挖掘，并延请匠人引湖水入城，从此杭城百姓才喝上甘甜的井水。
诗人居官，不改书生清寒本色，“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公务之余，也不是饮茶读书，“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自余杭归宿淮口作》)，看到家中仆人没有饥寒之色，已是很欣慰了。
三年之后，当他卸任的时候，“公罢杭，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及黄巢至郡，文籍多焚，其俸乃亡”。他把节衣缩食记载下来的俸禄都留在了官库，以备公用，这笔钱一直到五十年后黄巢之乱才消失。
白居易离开杭州之日，杭州士民百姓纷纷拦住他的马，双手捧酒，依依不舍，诗人也是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挥手告别，“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还特地写了一篇《钱唐湖石记》，详细记录了治理西湖的经验，刻在西湖岸边，以让后世杭州地方官知晓。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之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杭州百姓也没有忘记诗人，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叫何良俊的读书人，自称与庄子、王维、白居易为“四友”，故题书房名曰“四友斋”，在其著作《四友斋丛说》中说“公所至皆有慧政，苏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直到七百年之后，白居易在杭州依然有庙，杭州百姓依然在纪念诗人。
诗人则笑着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