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汝南在东汉时代曾经屡出英才，陈蕃、范滂甚至一度执清流之牛耳，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当中誉满天下。但进入魏晋之后，这一地区却逐渐销声匿迹，失去旧日风采。
东汉末年，曹操曾云“汝、颍多奇士”；西晋人贲嵩亦云“汝、颖固多奇士”，可知至晚在西晋初年，“汝颖多奇士”仍是士人共识。但东晋时代情况却发生变化，关陇诸侯姚兴认为“三秦饶俊异，汝颖多奇士”乃是“古人之言”，可知彼时“汝颖多奇士”已成历史。
司徒掾同郡贲嵩有清操，见（周）顗，叹曰：“汝颍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晋书周顗传》
（姚）兴如三原，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晋书姚兴载记》
汝、颖即汝南与颍川，两地接壤，且同属豫州，因此往往并称。不同于汝南的衰颓，颍川士人（以荀彧、荀攸、钟繇、陈群为代表）由于成功攀附魏晋皇室，恩宠不绝，英才辈出；而汝南士人则步入沉寂，销声匿迹。在东汉一度显赫的汝南名士家族，在《魏书》、《晋书》中已经罕见踪迹。
前人学者曾注意到这一现象，胡宝国在《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一文中便论述过该问题。胡氏认为汝南的倾颓与当地士人在汉末丧乱中波流迁徙有关，不过并未深入探究其迁徙的原因。笔者想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汝南士人的迁徙动向及其背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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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汝南在“党锢之祸”后受到的两次镇压
从时间线索与政治事件入手，可以发现在党锢之祸以后，汝南地区在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至少又经历过两次残酷打击。
其一是初平年间（-）董卓与汝南士人决裂，间接引发当地的兵祸蔓延；其二是建安初年至官渡之战时（-）曹操与袁绍分道扬镳，相继派遣满宠、曹仁、李通赴当地镇压大姓豪右（袁绍籍贯汝南）。两次声势浩大的镇压运动，导致汝南士人死走逃亡，几乎无复孑遗。
董卓、曹操的两次镇压之举，又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是汝南士人的南迁。
吕范、吕蒙、胡综等人皆在此时迁徙至江东地区，按《吴书》线索，他们应该是先赴淮南（史书写作“避乱寿春”），投奔同为汝南出身的袁术；之后转附孙策，渡江东去。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吕）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吴书吕范传》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后汉书袁术传》
吕范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当然，还有一部分汝南士人并未投奔袁术，而是南下荆楚，依附刘表，其中以孟建、和洽等为代表；亦有“避乱交州”者，以程秉、许靖为代表。
其二是汝南士人在曹魏政权中不复重用。
袁绍、袁术皆出身汝南，按《满宠传》，在与曹操争衡之际，袁氏“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可知对曹魏而言，他们无疑属于叛党余孽，因此在中原粗定之后，曹操对待汝南士人自然也不会加以青眼。
举例而言，曹操曾令荀彧荐举“汝颖奇士”，结果荀彧只荐颍川人，不荐汝南人，其中虽有乡党心态作祟，但也未必不是避嫌免祸之计。荀彧表率如此，余者立场可知。
太祖与荀彧书曰：“自（戏）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郭）嘉。--《魏书郭嘉传》
司隶钟繇表拜议郎参军事。荀彧又荐（杜）袭。--《魏书杜袭传》
（荀）顗（荀彧之子）字景倩，幼为姊夫陈群所异。--《晋阳秋》
在曹魏雄踞江北的历史背景下，侨居边陲的汝南士人自然断绝了返乡之望。许靖、陈到、陈祗、张通在蜀；胡综、吕范、吕蒙、陈化在吴，终身未能回归故土。少数未曾依附袁氏兄弟的汝南士人，诸如与诸葛亮游学荆州的孟建，在返回故乡之后亦未尽其用。诸葛亮北伐时，听闻旧日同好在魏国的仕宦状况，曾有“魏殊多士邪”的感叹。
以下按时间顺序，依次分析董卓、曹操对汝南士人的镇压事件及背后原因。
②董卓与汝南士人集团的决裂及后续影响
早在董卓入京之前（），汝、颖士人便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前后两次遭到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见《后汉书党锢传》）。颍川士人把握住时代机缘而再度崛起；而汝南士人则无此好运，在董卓、曹操的淫威之下，彻底陷入沉寂。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上洛，遂掌权柄。不同于之后的暴虐恣睢，董卓进京之初，曾一度“矫情忍性”，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彼时董卓的重要合作对象，便是汝南士人集团。
（董卓）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后汉书董卓传》
与董卓同列的太傅袁隗，汝南人；董卓试图拉拢的袁基、袁绍、袁术兄弟，汝南人；与周毖共典选举的许靖，汝南人；担任城门校尉、一度能够干预吏部事务的伍琼，亦是汝南人。
其中典吏部的周毖是汉阳人（汉阳即凉州天水），亦是董卓之“州里”，许靖能与此人平分典选之权，汝南士人的政治地位足见一斑。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蜀书许靖传》
初，（董）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魏书董卓传》
（伍）琼字德瑜，汝南人。--《英雄记》
董卓入京，忍性矫情，擢用群士性格“狼戾贼忍”的董卓能够虚心至此，可谓给足了汝南士人面子；但董卓的“矫情忍性”并未换来理想的结果，反而相继遭到汝南士人的愚弄与背叛。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卷六》赞语
袁绍、袁术兄弟不肯与董卓合作，亡奔关东，纠合义兵，挥师西向，此一节史有明载；袁隗、袁基与宗族成员暗通款曲，亦心怀异志；许靖从兄许玚，时为陈国国相，又与豫州刺史孔伷“合规”，密谋讨卓；而被董卓“信任”的伍琼，竟然“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险些要了董卓性命。
（许）靖从兄陈相（许）玚，又与（孔）伷合规。--《蜀书许靖传》
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即伍琼）著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谢承《后汉书》
董卓固属国贼，但对汝南士人堪称礼遇；而汝南士人对待董卓，可谓恩将仇报。事至于此，双方矛盾遂无可调和。
在与士大夫集团决裂之后，董卓对待关东诸侯堪称凶暴，对待汝南士人尤其残忍。袁隗、袁基被杀，滞留洛阳的袁氏宗族倾覆殆尽；许靖“惧诛”，亡走江淮，依附刺史陈温；伍琼遭到收斩，满朝悚惧。
（初平元年）三月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后汉书献帝纪》
（许）靖惧诛，奔（孔）伷。伷卒，依扬州刺史陈祎（即陈温）。--《蜀书许靖传》
初平元年（），董卓坐镇洛阳指挥战斗，每“获山东兵”，辄“烧之，先从足起”；在“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之后，干脆“煮杀之”，可谓肆行残暴。
（董）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煮杀之。--《献帝记》
初平二年（），董卓焚烧洛邑，西迁关中，尤不忘派遣李傕、郭汜大掠关东。按《荀彧传》，李、郭“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
按颍川与汝南毗邻，且系袁氏故乡所在，必难逃兵火牵涉。按《吕蒙传》，传主为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邓当”。邓当是孙策部曲，而孙策渡江在兴平年间（-），吕蒙南渡当在此前。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吴书吕蒙传》
彼时“袁、曹方睦”（见《董昭传》、《臧洪传》），双方尚未反目。按此，吕蒙宗族迁徙，与曹操镇压汝南士人无关，应是躲避李、郭之兵祸。
众人以为袁、曹方睦，而（臧）洪为（袁）绍所表用，必不败好招祸，远来赴此。--《魏书臧洪传》
（董）昭说（张）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魏书董昭传》
另按《吕范传》，传主为汝南细阳人，“避乱寿春”，依附袁术。他在徐州广陵郡江都县活动时曾被陶谦收监，理由是吕范“为袁氏觇候”（指替袁术充当密探）。按陶谦卒于兴平元年（），可知吕范迁徙，应在初平年间（-），无疑亦是受到李、郭的兵祸威胁。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后避乱寿春……时太妃（孙策之母）在江都，（孙）策遣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吕）范为袁氏觇候，讽县掠考范。--《吴书吕范传》
陶谦谓吕范为袁氏觇候，讽县掠拷之细阳县在汝南郡中部，富陂县在汝南郡东南部，照此推断，李、郭虽然主要攻略陈留、颍川二郡，但其兵锋所向，无疑已经波及汝南郡境内的大部分地区。
从出身来看，吕蒙“贫贱”，被迫屈身行伍；吕范“久贫”，欲与“家富女美”的刘氏结婚，遭到“女母嫌”，可知他们的门第十分有限。中小地主与下层士人尚且东渡避难，当地豪强大族受到的波及亦可想而知。
（吕）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吴书吕蒙传》
邑人刘氏，家富女美，（吕）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吴书吕范传》
考诸史料，可以发现具备较高学术素养的汝南士人，如“逮事郑玄、博通五经”的程秉，以及替东吴撰写“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的胡综，亦大量出奔，星散各地。程秉“避乱交州”、胡综“避难江东”，与吕蒙、吕范的情况相类。
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吴书胡综传》
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吴书程秉传》
一言蔽之，董卓的残酷镇压，可以视作党锢之祸以后汝南士人的又一次浩劫。
③曹操对汝南士人的镇压与迫害
初平三年（）董卓遇刺，关中诸将重夺长安，之后封锁关隘，直至建安五年（）才“关中始开”。不过董卓之难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迅速崛起的曹操却在汝南展开了新一轮的血腥清洗。
建安五年，关中始开，（鲍）出来北归，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舆之。--《魏略》
建安元年（）之前，曹操与袁绍“连合”（见《程昱传》），他在初平年间（-）甚至一度充当过袁绍的附庸势力，曹操的东郡太守、兖州刺史皆为袁绍表奏，且其治所相继设在东郡东武阳（见《武帝纪》），济阴郡鄄城（见《夏侯惇传》），距离袁绍的治所魏郡邺县很近，因此不具备独立条件。
建安元年（）曹操率部南下，劫夺汉帝，将治所从兖州迁至豫州颍川郡许县，自此与袁绍分道扬镳。
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魏书武帝纪》
颍川与汝南毗邻，而汝南汝阳县又是袁绍宗族所在。彼时尚未逃离故土的汝南士人，大多归心袁绍，“拥兵拒守”，在豫州地区形成一块飞地，成为曹操的心腹之患。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魏书满宠传》
汝南袁绍本郡，门生布在诸县，拥兵拒守为了解决这一隐患，曹操任免酷吏满宠为汝南太守。满宠之郡后，设计诱杀，用险恶的手段残酷镇压汝南豪右，导致汝南的反曹势力“一时皆平”，其背后反映的无疑是汝南大族的败落凋零。
（满）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魏书满宠传》
建安四年（）八月官渡之战爆发，翌年（）“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袁绍闻讯，遣刘备南下汝南，与刘辟合兵，曹操被迫分兵，遣曹仁讨平叛乱。
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袁）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魏书武帝纪》
刘备逃归冀州之后，复“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于是袁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联合当地渠帅龚都，再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曹运动，曹操“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
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蜀书先主传》
是时（），“屯汝南西界”的曹操部将李通，在赵俨的建议下，断绝与袁绍的往来，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残其众，送其首”。
（李通）屯汝南西界……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李通）斩（袁）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残其众，送其首。--《魏书李通传》
李通既在“汝南西界”，可知《通传》中的“郡贼”，其实就是心向袁绍的汝南豪强，他们遭到李通的血腥清洗，以至“破残其众”，下场是十分悲惨的。
建安六年（），官渡之战告终，曹操“自南击先主”，刘备不敌，亡走荆州。至此，前后持续两年的汝南之乱终于告平。
曹公既破（袁）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蜀书先主传》
汝南在颍川之南，与袁绍控制的冀州相隔豫、兖二州，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之下，汝南地区仍能成为曹操的心腹巨患，坚持响应袁绍号令，当地大姓、豪强的政治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正缘于此，河北、中原大定之后，在曹操的幕府中，几乎看不到汝南士人的身影。这无疑是因历史宿怨而致现实嫌隙。
陈寿《魏书》共三十卷，相较于《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可谓浩繁，然而在这三十卷《魏书》中，具备独立列传的汝南士人，竟然仅有和洽一人而已，这与“汝颖多奇士”的情况完全不符。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洽虽是汝南人，却拒绝了袁绍的辟召，“南从刘表”，之后又“南度武陵”，直至赤壁之战（）后才回归故土，躲过了官渡之战（）前后的敏感时期，履历相对清白。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遂与亲旧俱南从（刘）表……遂南度武陵。--《魏书和洽传》
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南附刘表另外一位虽无独立列传，但亦仕宦魏朝的汝南人，便是孟建。孟建的情况与和洽相似，也是早早便离开故乡，避难荆州，躲过了官渡之战的敏感时期，因此才得以出仕曹魏。
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魏书温恢传》
孟建客居荆州时曾与诸葛亮共同游学，诸葛亮北伐时，曾感叹过旧日好友在魏国仕宦之路不畅，此言虽是针对徐庶而发，或许亦在影射同窗游学的孟建。
（孟）建字公威，少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魏略》
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指徐庶）、广元（指石韬）仕财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魏略》
按照出仕的艰难程度推断，汝南士人在官渡之战之后，很有可能遭到过曹操的政治清算，他们普遍被视作袁氏余孽，备受猜忌。因此汝南士人不仅难以步入仕途，甚至连性命都恐难周全。
“汝颖多奇士”之语出自曹操之口，求才之令亦是曹操下达；但在实际执行中，受命荐才的荀彧，竟然连一个汝南人都没有推荐，荀彧所荐者，或是颍川同乡（陈群、郭嘉、杜袭），或是海内大族（河内司马懿、京兆严象、京兆韦康），离奇若此。
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魏书郭嘉传》
按照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的特质来看，他在荐举人才时应不至狭隘如此。合理的解释，便是荀彧志在避嫌免祸，因此刻意忽略汝南士人；也侧面反映出彼时的汝南，或许已经无甚人才可供荐举，他们已在党锢之祸、董卓之乱、袁曹之战的历次人祸、兵祸之中被扫荡无遗类。
④小结
作为与颍川士人集团并称的汝南士人集团，在东汉末年曾一度显赫，陈蕃、范滂、蔡衍、陈翔名噪一时，为清流魁首，但诸人在党锢之祸中相继罹难，这一地域势力遂转入低潮。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党锢传》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后汉书党锢传》
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徐）璜之弟也。（陈翔）由此威名大振。--《后汉书党锢传》
灵帝死后（），袁隗、袁绍为代表的高门士族曾一度掌控朝政，汝南士人集团似有复苏希望，但董卓进京改易了历史轨迹，汝南士人遂在波荡动乱中彻底湮灭。
董卓入京，王纲倾覆，海内丧乱董卓之乱后，汝南士人大量南迁，或依附刘备（如陈到）；或依附刘表（如和洽、孟建）；或依附袁术、孙策（如胡综、吕范），甚至还有南走交州，依附士燮者（如程秉、许靖）。然而从门第族望来看，这些日后显赫于吴、蜀的汝南士人，普遍不在高门望族之列（许靖除外），大多仍为庶族寒士，即中小地主阶级。
至于那些累世公卿、雄霸一方的汝南大族，彼时似仍滞留当地，并在官渡之战时（）为袁绍提供了重要助力，在刘辟、龚都、刘备等人的裹挟下，为曹操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也正源于此，在曹魏的叙事观念下，汝南士人几乎可与袁氏余孽划等号，其仕宦亦因此受到严格限制。这也导致了一个离奇现象，即汝南虽为曹魏占据，但《蜀书》与《吴书》中的汝南士人列传，其篇幅数量竟然比《魏书》之中更多。
注：汝南籍士人列传，于《蜀书》有《许靖传》、《董允传-附陈祗传》；于《吴书》有《吕范传》、《吕蒙传》、《程秉传》、《胡综传》；《魏书》唯有《和洽传》。
魏晋之际，成为“士族”的必要条件是先为“势族”，即门阀的地位虽定于乡论，但也有赖于其官位作依托；若长期无法出仕，自然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族望。远离政治中心的汝南士人也因此日渐沉沦，至东晋之时，“汝颖多奇士”已成为“古人言”，可知钟鸣鼎食之家，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亦终不免化作历史的尘埃。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