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时期，景泰五年（），明朝最终将南北卷制度，详细划分为南、北、中卷制度，其中还对南、北、中卷所属地区进行了详细划分，其中规定：“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状元刘俨，字宣化，吉水人。在成祖朱棣坐天下时，刘俨考中江西乡试，且为第一名——解元，来年的会试却落选了。此后，屡考不第。功夫不负有心人，正统七年()二月，他终于考中会试。三月初一殿试，他一举夺魁，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22位状元。此科进士共名，后来出了不少名人。中状元后，刘俨按惯例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出任太常少卿兼侍读不久，他便卷入了一桩科场案中。这是景泰七年()的事。这年八月，刘俨主持顺天乡试，内阁大臣陈循、王文的儿子都参加此科乡试，陈循、王文嘱托刘俨多加关照。刘俨根据考试成绩公正地录取，结果，陈循之子陈英、王文之子王伦落选了。陈循、王文大怒，遂一同构陷刘俨。王文上疏说：“洪武年间殿试不公，考官都被逮捕下狱，今年臣子王伦参加顺天乡试，他把答卷讲给臣听，臣估计应名列前茅，谁知，竟然榜上无名。然而，许多才学低劣的考生却入选了，臣乞请按照国初的事例，复查奏闻。”陈循也奏言：“洪武朝时，刘三吾等主持考试，题有忌讳不祥的文字，且取士不公，御史劾奏，请求治罪，遂诏令复考;永乐年间，邹缉等会试贡士，试题有《孟子节文》、《尚书·洪范九畴》，极为偏僻，御史奏劾，诏令复试。今年顺天乡试，多有凶恶犯讳的字，《易经》试题犯了章皇帝(即宣宗朱瞻基)御讳，策论两道试题出得都很偏，考生诵习它经的都不解。还听说考官刘俨主考昏愦，致使许多人冤枉，臣子陈英也在其列。乞请敕令多派官复查，以定取舍。”当朝天子代宗朱祁钰对陈循、王文两位内阁大臣颇为依重，见二人如是说，遂诏令复查。当时，内阁中还有位叫高谷的大臣，为人正直。他正在家中休假，听说陈循、王文为了儿子而奏劾刘俨，遂强打精神起身上朝。朝参结束，高谷奏请面见皇上言事，代宗诏准。高谷力言刘俨取士公正，陈循、王文不应庇护儿子。代宗对陈循、王文二人循私舞弊也略有所闻，但又不好不给他们面子，遂命高谷负责复查。结果，没有发现刘俨有舞弊行为。最后，代宗以赐陈英、王伦为举人，黜罢了一个叫林挺的人而结束这场科场案。翌年正月十六日，退居南宫的太上皇英宗朱祁镇，乘代宗病危之际发动政变，重登帝位，年号“天顺”。英宗诏令刘俨署理翰林院事务，颇为看重他，准备重用。不料，刘俨罹病，不久就卧床不起，撒手人寰。英宗闻讯，大为惋惜，诏令追赠礼部侍郎，谥号“文介”。刘俨为人刚正不阿，在士大夫中间很有名声。他还是个大孝子，事亲至孝，居丧毁脊。同族数十人，他一视同仁，谁人有难，总是慷慨相助。乡人向他借钱，他接过借条就撕掉，不要他们偿还。他的仕途虽然很短，但因秉公办事、不事权贵而名垂青史。成化年间。朱见深在天顺朝几乎废了，靠着几位阁臣才保住，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大藤峡起义已成为燎原之势，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此时的广西，已成为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品尝到杀戮快感的义军们，在无休止的暴乱中兴奋到疯狂。朱祁镇晚年，明朝政府应变反应的迟钝，官员的无能无为，到了危机时刻内阁和六部才紧急行动,兵马钱粮，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大明帝国这台闲置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开动起来。由名将韩雍统帅的十六万。韩雍选择和叛军在大藤峡大决战!十六万大军兵分五路，直扑大藤峡。断绝叛军外援，将大藤峡层层围困!终于将大藤峡彻底攻克，明军斩首三千二百级，烧死淹死者数万，俘获叛军首领侯大苟等七百二十人。获胜之后，韩雍亲持利斧，将大藤峡的两条气贯长虹的古藤砍断，从此，大藤峡更名为断藤峡!战后七百二十个俘虏被押赴京城，在这些进入宫中的战俘里,有一男一女二人，深深地影响了大明朝的国运。男的，就是后来的权阉汪直，女的，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母亲纪妃，话说有一天这个女俘做仓库管理员时遇见了明宪宗生下了明孝宗。汪直运气也很好，净身之后成了万贞儿贴身小太监，我猜汪直说话一定很好听。
除了广西大乱，荆襄地区也出现流民大起义，白圭和李震前去平定流民起义，尽管带兵的白圭和李震也都是将才，可战争却打得旷日持久。百万流民们团结一心，数十万官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李震的湖广军全军覆没，数万官军和三十八名将官被杀。义军声势浩大，甚至趁乱向邓州和汉中地区接连发动进攻。荆襄战线，时间摇摇欲坠!这时得到补充的明军重新进发了，从四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流民根据地。这次什么花招都不用,就是与敌人拼消耗。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明军终于击败刘通，俘虏刘通本人，所部两万义军全部阵亡，明军竟将捕获的一万多义军家属尽数杀害。鲜血染红了整个荆襄平原。五年之后(成化六年)，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召集旧部发动起义，拥者数十万。这一次负责平乱的是都御史项忠，项忠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流民，先是假意诱惑他们投降，然后对放下武器的流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至于断藤峡，动乱也并未中止。成化八年，侯大苟的儿子再度起事，两广风云再起，又是韩雍临危受命，平定叛乱。放眼全国，各地的内乱起义和北方鞑靼的边患也此起彼伏。在成化头十年都处于到处平定各种内乱当中，大藤峡叛乱最后平定还是嘉靖年间。在成化前十年，各方面堪称有为之君。陈文是吉安县桐坪镇人，他也明朝又一来自庐陵内阁首辅，是永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他比陈循小二十岁，差杨士奇四十个年头，少时聪明桀骜，曾获乡试第一，明英宗正统元年（）的榜眼及第，探花是刘定之，授翰林院编修。刘定之比陈文小四岁，刘定之父亲刘髦参加会考，考官是王直，刘定之和王直年纪差三十岁，明代宗景泰二年（），陈文升任云南右布政使。当时云南作为贵州战事的后方，需供给贵州的军队，云南百姓忙于生产，无暇运输，陈文命令商人商队代为输送，运费由百姓集资，百姓皆拍手称快。并清偿了官员被克扣的俸禄，整顿作为银产地的云南的采银行业，整理白银贸易。一时间云南政通人和，陈文因此声名鹊起。明英宗朱祁镇夺门复位之后，陈文转广东左布政使，因母丧未赴任。天顺二年（），召陈文入京理事，拜詹事府詹事，入侍东宫讲读，偕翰林院群臣侍奉太子朱见深读书，教之以孔曾思孟圣贤之言和虞夏殷周帝王之道。在内阁首辅李贤及王翱等重臣推荐下，天顺七年（），英宗提升陈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参与执掌国家大政，并掌管起草皇帝诏令，与李贤、彭时共事，这一年陈文和柯潜主考会试，考场大火，罗璟逃过一劫。不料陈文进入内阁后，处处阻挠李贤施政，常说"我并非李贤推荐的人"，当时陈文与侍读学士钱溥私交甚密。天顺八年（）正月，明英宗病重，太子朱见深身边的太监王纶私自召钱溥议事，密谋太子继位后，即刻驱逐李贤，由钱溥接任内阁首辅。陈文借私交秘密监视了二人言谈，不久明英宗病逝，终年38岁，李贤正准备起草遗诏，陈文突然起身夺过李贤的笔说：“不必了，已经有人起草了。”
陈文告发了王纶与钱溥的密谋，李贤愤怒的向刚刚继位的明宪宗朱见深上书告发其事。恰好此时的王纶以为即将就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气焰嚣张，明英宗入殓时已有不敬举动，明宪宗见到很是厌恶，大太监牛玉随即驱逐了王纶。之后，宪宗将钱溥及同党兵部侍郎韩雍等一干官员全部降职出京，陈文改任吏部左侍郎，同知经筵事。次年升任吏部尚书。之后，陈文又暗中帮助李贤驱逐政敌罗伦。后充任《英宗实录》总裁。成化元年（），进礼部尚书。成化二年（），李贤去世，成化二年（年），李贤丁忧归家，陈文得以短暂代理内阁首辅。李贤归京后半年，病故于任上，陈文正式接任内阁首辅。此时身居北京的陈文已不是云南时一心为国为政的陈文，行事越发卑鄙阴暗，家中酒宴歌舞不断，且性格暴躁，睚眦必报，朝中仇敌渐多。李贤死后，陈文更加的恣意妄为，桀骜不驯。引朝中骂声一片，政绩亦日渐平庸，除成化三年在清理京营的政务中推荐了年轻的太监怀恩，使后世著名的贤明太监怀恩从此登上政治舞台以及编撰《英宗实录》外，并无其他建树。陈文因《英宗实录》被赏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之时，却随即于成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病故，追封少傅，谥庄靖。死后数名官员皆上书称陈文当不此庄靖这个谥号，要求撤销，被宪宗驳回，然而陈文终究还是带着一身骂名结束了其毁誉参半的一生，曾有一首辛辣的诗《庐陵陈少傅挽诗（成化四年）》云：“庄靖先生始盖棺，《薤》歌声里路人欢。填门客散恩何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海已无前日利，冰山谁障旧时寒。九泉若见南阳李，为报罗伦已复官。”安福人彭时是彭华族兄，明英宗正统十三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在提安福彭时前，先提南宋安福的另一个人王庭珪，绍兴中，庐陵胡铨请斩秦桧，谪新州，独庭珪以诗送行，鼎鼎大名杨万里就是他的学生，明朝安福其实也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地方，王庭珪曾有诗云：《和周通判永丰破贼》：“五更盾上闻磨墨，夜半偏思破残贼。平明露布已成文，倚马不知军务剧。初传别驾下南州，人如天马徕西极。指挥猛士驱貔虎，坐使威声驰绝域。狂胡昔渡西楼山，汉皇不闭玉门关。四方群盗猬毛起，旌旗光拂牛斗间。回戈必定东征去，铠仗如云光照路。捷书飞入甘泉宫，插羽鸣鞭气横骛。公家人物世不衰，况复诗名天下知。探骊得珠何崛奇，更欲尽采珊瑚枝。”
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刺部南下，明军精锐约五十万人损失殆尽，明英宗被俘，酿成“土木之变”。在乱军中，随从出征的大臣如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多数殉国，彭时作为翰林院修撰留守京师，躲过一劫。“英宗北狩”后不久，奉皇太后之命，朱祁钰监国。当时形势严峻，而高级官员折损过半，国家急需用人，这为彭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内阁学士陈循、高谷的推举下，次年即入阁参预机务，彭时是所知道进内阁最年轻的官员，彭时进入内阁，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陈循，但是这个时候，彭时的继母逝世了。按照明代的规矩，彭时是需要回乡守制的，时间三年。彭时于是提出回乡的要求，代宗不允许。代宗的态度很明确：国家刚刚历经一场大的动荡，蒙古人随时可能南下进犯北京，此时正在用人之际，你不能走，这就是所谓的“夺情”了。彭时这就留了下来，然后就是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此战一雪“土木之变”之耻，打出了明军的威风，也巩固了代宗和于谦等人的政治地位。于是彭时又提出要回老家守制。代宗终于火了，准了，但也把彭时踢出了内阁团队，至此以后在景泰朝，彭时再未入阁。
景泰三年（）五月，朱见济成为太子，景泰四年二月朱见济举行了典礼，接着彭时就成为了东宫侍读，授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官秩正四品。左春坊是詹事府的一个下辖机构，而詹事府就是太子的东宫班底，左春坊大学士就等于是太子的陪读老师兼东宫幕僚了。很显然，代宗是把彭时当做了儿子的储备干部来用的。但仅仅一年不到，新太子朱见济就夭折了，年仅五岁。唯一在世的儿子一死，代宗的心彻底就凉了，之后的几年代宗明显耽于朝政，在后宫醉生梦死，逃避现实。而彭时又接着去打酱油了。这一年，彭时37岁。到了景泰八年，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等人组成的复辟联盟，发动政变，把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接了出来，重新推上皇位，史称“夺门之变”，改元天顺，同年代宗驾崩。天顺元年，彭时迎来了仕途上的一次飞跃，英宗亲自召见了彭时，并且让其再次入阁参预机务。史书记录了当时君臣二人之间的对话：问曰：“你是正统十三年的状元吗?”时对曰：“臣不才，误蒙圣上选拔，至今感戴不忘。”因叩了三个头。又问曰：“第二名陈鉴，第三是岳正。”时对曰：“是”。又问：“今年几何？”对曰：“臣四十二了。”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吃酒饭去。”时叩头退，已而命下，着文渊阁办事。于是，天顺元年彭时入阁，天顺二年，又成为了太子的侍读官，只不过这次的太子又换回了朱见深。景泰年间，彭时参与编修了《寰宇通志》的工作，天顺年间又参与了《大明一统志》的编撰，而这两部书都是地理总志书籍。代宗和英宗这两兄弟，都是在用这个法子彰显自己的帝位的正统性。成化年，成为了吏部侍郎兼内阁大学士，这个吏部侍郎是挂名的，官秩正三品，李贤是在成化二年病逝的，但下一任内阁首辅却是由陈文继任，并在成化三年的时候宪宗在内阁又增补了商辂和刘定之，但是彭时在内阁几乎呆了十九年。彭时在天顺元年便入阁，而陈文是在天顺七年入阁的，为什么是陈文接李贤的班而不是彭时？首先，陈文是正统元年那届科举的榜眼，比彭时足足早了12年；其次，陈文在天顺七年进入内阁时，英宗给的待遇是礼部右侍郎兼内阁学士，而彭时做到类似位置是在成化初年；再者，陈文在景泰年间出任过云南布政使，且成绩斐然，官声卓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文是李贤死忠粉。所以自然而然地，彭时按序只能在陈文之下。不过陈文这个内阁首辅只做了两年，在内阁不过5年，在成化四年，陈文逝世，大明内阁首辅的位置终于轮到了彭时。从成化四年到成化十一年，彭时做了整整七年的内阁首辅大臣。成化十一年正月，彭时任满提升，进为少保。仅仅两个月之后，便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岁。“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商辂在《赠彭文宪时致仕诗》云：
“凤山龙冈，储精降神。笃生才贤，学贯天人。名魁甲第，望隆缙绅。官居密勿，职典丝纶。谟谋启沃，迪知忱恂。历事三朝，执心忠纯。功在国家，泽被生民。吁嗟文宪，无愧师臣。”彭时妻子名叫李贤柔，生于永乐十五年(）,卒于成化四年()，安成(今江西安福)人，其母亲出于唐村彭家，彭时娶李贤柔为妻子一个重大原因是李贤柔的母亲出自彭氏。根据墓志记载，彭公为春坊大学士.封宜人;彭公入阁为吏都侍郎、翰林学士,封淑人;进兵部尚书，封夫人，朝于太后宫,前后凡七，卒成化戊子四月十六。享年虚五十一。李氏有子四人:彭颍、彭颐、彭显、彭顺。彭颐荫补尚宝司丞，女一人，嫁与欧阳绅。彭时侧室许氏，有女一人，同是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国史副总裁、知制诰永新刘定之为李氏写下墓志铭，而墓在安福江南乡观下村。很过人一直不理解彭时家族为什么和泰和王直家族关系紧密，除了王直祖母来自月池彭氏，还有彭时母亲来自王氏。商辂为彭时撰写的神道碑铭记载：“公姓彭氏讳时字纯道,先世居鄱阳,宋哲宗时曰忠泰以判官知安福县因家焉.曾祖古青,祖务威,父毓义俱累赠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母王氏，继母余氏俱累赠夫人，公自幼凝重嗜学颖悟过人，甫长从诸父，受春秋习举子业肆力群书，淹贯经义，文有奇气识者异之。正统辛酉举江右乡试，至戊辰会试名第三，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己巳秋英庙北巡时方多事奉命入内阁，预知机务升侍读赐金带及五品服。寻以继母丧恳乞终制，壬申起复迁左春坊大学士，丙子《修寰宇通志》成，升太常少卿兼侍读。天顺丁丑正月有邀南城迎驾者，公辞之曰吾岂敢贪天之功，后贪功者皆得罪上，特召复入内阁进兼翰林学士。”在《彭文宪公笔记》中，记录他和李时勉的旧事，“正统十年乙丑会试，予中副榜不就，与诸副榜并下第者九十余人俱入太学。是时古廉李先生时勉为祭酒，赵先生琬为司业。李先生严毅正大，极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乃散处于厢房，列格、致、诚、正四号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馔堂读书，俱朔望升堂。其四号督励尤切，夜读务尽二更，将五更，复令膳夫提铃循门唤起读书，或自潜行以察勤惰，无灯者令人暗记，明示责罚。自是灯光达旦，书声不绝，学者感激相劝焉。先生多宿厢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乡二三人侍坐谈话，先生端坐俨然，或说乡曲旧事，或论诗文，言简而确，婉而有味，听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彭时他的祖父彭务威，父亲彭毓义对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彭时自幼聪颖过人，宣德九年()19岁的彭时跟随叔父彭琉学习四书五经。他学业进步很快，写文章下笔滔滔不绝，叔父彭琉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他日必为宗工”，彭华的父亲彭贯也是彭时的叔父。正统十年()，彭时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后更加勤奋学习，学业突出，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以识人闻名，对彭时尤为重视，“以公辅期之”。在太学苦读三年后，彭时参加了正统十三年()的科举。彭琉字敏敬，号慎安。永乐十六年进士。授政和知县，以禁巡按御史家人谋奸利，被诬谪徙。仁宗时授临清教谕，宣宗逝后，杨士奇推荐为翰林院编修预编《宣宗实录》，推荐广东按察司签事，不久改山西按察副使景泰初，官湖广按察副使。天顺三年致仕，著有《备忘录》、《慎庵集》。杨士奇在彭琉赴任知县诗有《送进士彭琉赴政和知县》：霜露凋卉木，朔风激郊原。之子戒行迈，相送城南门。驰车指瓯越，靡靡无停奔。山川间道路，气序异凉温。仳离方自兹，曷舒中郁烦。念子同乡彦，令质挺玙璠。劲节夙所尚，古道矢弗谖。宾兴属昌期，出宰膺明恩。善政崇教育，化理由身惇。行矣懋树立，以副平生言。他在会试中列第三名，殿试时又被明英宗亲自拔擢为状元。当时京师有民谣说:“众人知不知，今年状元是彭时”。这可能由于彭时就读国子监期间就已经有了较高声誉。依照明代惯例，彭时被明英宗被任用为翰林院修撰。
关于彭时还有几个故事，英宗驾崩后，彭时与阁臣李贤力争钱皇后名位，迁吏部右侍郎兼学士。在明宪宗统治时期，接连升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至成化十一年间，在李贤、陈文相继去世之后继任内阁首辅。正统十三年，彭时中状元，明日当上表谢恩之夕，可当晚竟然没睡好，以致于睡过头。在朝堂上，当年的榜眼和探花都纷纷上了谢恩奏表，只有状元的奏表没到，明英宗还很奇怪，新科状元压根没来，这才炸了锅。状元不来谢恩，意味着藐视皇恩，在场的御史纷纷弹劾彭时，明英宗当时只有22岁，血气方刚，臣子对自己如此不尊重，一时也难以接受，于是下令，让锦衣卫去把彭时给捉拿来。锦衣卫得到圣旨后，立即出动。正在此时，内阁老臣胡濙拯救了彭时，胡濙对明英宗说：“新科状元不懂朝廷规矩，没有按时上朝，皇上应该派人去寻找，而不是去捉拿。”“寻找”和“捉拿”这两个词，差距很大。胡濙身为五朝老臣，他是在提醒明英宗：状元是你钦点的，如果仅仅过了一天就让状元成为阶下囚，丢人的可不只是状元，皇帝也没面子。明英宗理解了胡濙的意思，改了口吻，让锦衣卫去“寻”。刘定之生于明成祖永乐七年()，自幼聪明异常，父亲刘髦教他读书，每日背诵数千言。父亲见他好学，遂令其博览群书，但禁止其写文章。定之每每私下里尝试作文。一日，刘定之患病，父亲探视时发现了他写的《祀灶文》和《咏桃浆》诗，惊叹道:"子有八面受敌之才"将来必为伟器。"果然，宣德十年（）刘定之考中举人，正统元年（），会试第一，殿试又夺得探花（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同一科榜眼则是陈文。刘定之后任太子洗马等。刘定子生母同为刘氏，因碍礼法，写为留氏。景泰三年（），刘定之升司经局洗马，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当时请求代宗派使者回报，刘定之援引旧例请求同意，但代宗不愿接回被俘的英宗，此事便没有立即获准后，刘定之又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天顺元年（），刘定之任通政司左参议仍兼翰林侍讲，不久又升翰林学士。天顺八年（），明宪宗即位，刘定之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直径筵；茶陵李东阳庶吉士时期的导师刘定之，在李梦阳的文章多有提到。李东阳入翰林为庶吉士之后,受业于刘定之,而刘定之的学训之一就是“为文必博先而约后”，主张广泛地阅读:“东阳少窃科第，入翰林为庶吉士,奉诏”受业,获聆绪论,为文必博先而约后。”李东阳岳母胡夫人是胡濙之女，程敏政则是李贤女婿，而李贤另一个女婿是衍圣公孔弘绪，这个衍圣公儿子又成了李梦阳的女婿，而李贤又不喜欢李梦阳岳父岳正；李东阳和杨一清都是黎淳学生。李东阳是天顺八年的进士，同科进士还有庐陵死对头河南人焦芳，状元彭教，探花罗璟。罗伦是成化二年的状元，成化二年李贤丁忧，陈文是成化二年非正式掌控内阁，只是在成化四年就死了，后彭时开始担任内阁首辅，彭时死于成化十一年，可惜罗伦，彭教，罗璟多无法像李东阳在明正德朝发挥巨大影响力。明朝还有一个河南籍的官员叫李梦阳，他是弘治七年进士，文学家李梦阳对江西明后期士子影响挺大。
成化二年（）十二月，刘定之入直文渊阁参与朝政，成化三年（）八月，迁工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成化四年()迁礼部左侍郎，刘定之时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学士。同年六月，钱太后去世，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钱皇后和英宗感情深厚，英宗死时留下遗诏，要求两人合葬，但是周后是宪宗生母，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阁臣彭时首先反对。次日，宪宗再召彭时、刘定之等重议此事，彭时仍坚持前议。宪宗说：“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就会使母后（周太后）难与先帝合葬。”刘定之回答：“孝顺之道贵在守大义，而不是守长辈一时之命！”彭时及内阁重臣商辂也先后劝说宪宗。宪宗朱见深说：“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还能算孝顺儿子吗？”彭时向宪宗建议：“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朱祁镇陵墓之左，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刘定之与彭时、商辂之后又联名上疏。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朱祁镇合葬，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
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上午九点至十一点）跪至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了刘定之等人的建议。不久后，刘定之患病，多次上疏请求致仕，宪宗下诏挽留，并派太医为他看病，宦官前往赏赐。成化五年（）八月十日，刘定之于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一岁。追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安”，刘文定在内阁的时间接近三年。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永丰籍的罗伦是明成化二年()的状元。殿试的题目是问治道之纲目。罗伦答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为治之大纲，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具为治之万目，而心又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学又为正其心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殿试时越写越起劲，发的纸不够用，请求礼部监试官增加答卷纸，得到同意，便尽情倾谈心声。按规定，试卷还得由专职人员重新抄一遍再评阅，以防阅卷官识得字体或作暗记。这下可苦了卷子的誉正者，竞抄了30幅。宪宗皇帝要亲昕读卷，读卷的是华盖殿大学士李贤。读罗伦的答卷时，李贤因年老，文章太长，跪在那里太久，读完了一时站不起来，宪宗赶紧命人把他扶起来赐坐。罗伦这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对策，使得他高中状元，名震京师。罗伦成化二年()中举，廷试时，直斥时弊，对策万余言，名震都下，擢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然而居官二月后，罗伦就因为以孝道反对大学士李贤夺情。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李贤素来和庐陵士子交好，罗伦此举让人疑惑。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它既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朱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罗伦任职福建市舶司期间，还关心福建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曾先后作《闽县治重修记》、《邵武县学复地记》、《福州府学重正诸书序》等文。谪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御史陈选、杨琅上疏求情无果。李贤去世后，大学士商辂推荐罗伦官复原职，两年后，引疾归，遂不复出。他在家乡金牛山筑室，与陈献章论学，往来将近十年，著有《五经疏义》、《一峰集》、《周易说旨》。这样一位以刚毅著称的乡贤，正是聂豹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代表。聂豹对罗伦十分的崇拜，“明嘉靖八年，巡按御使聂豹、提学副使郭持平、知府顾可久、通判李文、推官徐炤改净真观地建一峰书院，祀市舶司提举罗文毅公伦”。
正德十三年()，中进士后的聂豹在回家省亲之时，特地祭拜罗伦墓,焚香祭酒。嘉靖初年对罗伦追赠谥号，聂豹也曾为此奔走活动”。聂豹在福建当官时，还特意在朱紫坊修建了一峰书院来纪念罗伦。嘉靖十六年()他和刘霖又一次祭拜罗伦墓。嘉靖二十八年(),永丰知县张言翻新罗伦祠堂，又刻罗伦的全集，请聂豹作序，聂豹在序中充满敬意的把罗伦描绘成孟子的继承人。彭教，字敷五，号东泷，江西吉水人，生于明英宗正统三年（）。天顺六年（）乡试第一，天顺八年（）会试第二，廷试第一，时年27岁。天顺七年（）二月会试，闱中起火，焚死举子九十余人，彭教幸免于难。皇帝怜悯那些遇难举子，并赐进士出身，谕祭于郊，礼部尚书姚夔伏地大哭，哀动百里。八月补试，翌年廷试，彭教夺魁。彭教状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进侍讲学士。成化十三年（）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人称拔擢公平。侍讲经筵，锐意辅导。后死于任上。年仅43岁。著有《泷江集》、《东泷遗稿》四卷。但他博览群书，才气焕发，只是仕途艰难，26岁中状元，四十三岁去世，只升过一级，是明朝状元中升迁最慢的一个，有一个故事，彭教参加会试路上，住宿在一家客栈，有一只金钏掉在地上，被仆人拾到，彭教说：“快回去还给她。”仆人说：“如果返回，就耽误试期了。”彭教说：“这只金钏似是一位女子丢失的，如其父母以为她私下送给了别人，索要太急，必定会逼出人命。人命事大，考试事小。”于是他们主仆二人急忙赶回。当时这位女子见了金钏才活了下来。等彭教他们赶到京都时，果然试期已过。也是彭教命不该绝，不然他也会葬身科场火海。在翰林院彭教作诗经常含有讥讽之意，有一回状元张昇（成化五年己丑科，是彭教的后辈）回乡归省，彭教赋诗一首以饯别他。其中有“何用有才如董贾，不愁无命到公卿”，彭教因为十九岁独子英年早逝，悲痛成疾，成化十六年英年早逝，有人就说，去掉开头两个字，将其作为五言诗，可以作为彭教的挽辞，也即“有才如董贾，无命到公卿”。罗璟，宣德七年(壬子)生于京城杨士奇家，话说罗璟诞生前夜，罗升梦见一只仙鹤夕栖堂中。罗璟降生时，肤色莹洁，天庭有痣如丹砂，人们都很惊异，杨文贞公言道：“此儿有鹤相，宜好生教养。”罗璟三岁便开始学习诗书，出口成诵，天顺三年（）乡试中举，天顺八年（）高中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三岁进士及第入翰林，累官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修撰、司经局洗马。五十五岁时遭人构陷外调南京礼部主客司员外郎，而后升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六十五岁时致仕归泰和，七十二岁卒于家中。明初任德安知府的（罗子理）罗性为罗璟曾祖父,他继娶陈氏，即杨士奇的母亲，因此杨士奇为罗璟表伯祖。父（罗升）罗进善，以罗璟贵赠司经局洗马，母陈粉娘，以罗璟贵封太宜人，罗璟著述颇丰，但令人惋惜的是晚年遭遇火灾所剩极少，现仅存别集《罗冰玉先生文集》，在罗璟文章中提到罗宪妻子周夫人，罗璟曾写《周孺人贞节图》“嗟我太母，冰蘖操持。太父仙游，茕茕孤婺。矢心谪所，边圈西陲。天恩特降，戎籍脱离。携我幼弱，归我本支。冒历霜雪，日炙风披。间关万里，河山险崎。半载始达，文贞嗟咨。曰此贞妇，古今希奇。后千百年，玩图与思。吾祖母随翁戍边,父子相继而没，文贞公杨士奇有手足之爱，顾诸朝宰，呈情十道，荷天恩放归田里。”在李东阳为罗璟书的墓志铭有这样描述“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寿者，元庐沟簿被旌孝子，曾祖子理国初德安同知继娶陈夫人即少师杨文贞公嫁母也，絜家戍西安，文贞言于上还其籍，得公祖宾廉以归，公父进善从文贞，梦鹤而生公，额有赤，志可寸许，文贞曰此鹤相也，当贵且多寿，公未弱冠文贞巳卒，读其家所藏书，文思溢发。巡抚侍郎杨公宁，奇之遣，入县学初仕。”二十八岁时，中江西乡试，次年会试，因为小人暗箱操作没能中举。三年后,再参加三月份的会试，遭遇考场大火，于是会试改期同年八月份，八月份会试时罗璟中甲榜。天顺八年(甲申，)三月十五日罗璟参加廷试，明宪宗出题:“朕惟临轩策士乃我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也。兹朕茕茕在疚，事虽不敢妨废而情有不能安然行之者。顾尔多士游心经史，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讲之熟矣。朕虽不临轩详问,尔多士其各敷陈所蕴以献，务切时宜，毋泛毋略，朕将采而行之。”罗璟以:“至孝所以治天下之要，求言所以盖天下之情。”为核心点作答，御赐进士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同年中举者还有彭教、陆鈀、李东阳、谢铎、倪岳等人。同年九月，参与修纂《英宗实录》。三年后，《英宗实录》修纂完成，赐白金三千两,彩币三表里，升翰林院修撰，受赖命赠父封母如制。次年二月，罗璟上《奏治道疏》言六事:“一日励圣志以隆太平之
业;二日乐圣学以极正心之功;三曰接群臣以通上下之情:四曰辩别贤否以公用舍之权:五曰优容谏诤以广聪明之德;六曰崇尚节。俭以厚天下之俗。”奏疏上，明宪宗答日:“所言有理，朕当行的自行，其余盖不知道。”不久，奉旨校书内府。六月，慈懿皇太后崩，议者谓不宜合葬裕陵，罗璟与学士柯潜等人合章上《奏丧礼疏》力言宜合葬裕陵，后慈懿皇太后合葬裕陵。八月，罗璟陈情归乡省祭，明宪宗特允之，赐路费千缗。归家后，焚黄礼，重作旌孝坊，迎母陈粉娘就养京城。次年，上京仍任翰林院修撰。成化三年（）罗璟预修《实录》成，升修撰。曾上疏建议宪宗：“属圣志，乐圣学，接群臣，辨贤否，容谏诤，崇节俭”六事。以预修《宋元通鉴纲目》成，升司经局洗马，侍东宫讲读。成化九年十一月，明宪宗命令内阁大学士彭时等人“遵朱子凡例编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于是彭时就在翰林院和詹事府找了一帮人来办这事（分为七馆编纂，后来再加上丘浚，一共有八个馆），这其中就有时任翰林修撰的罗璟。成化十三年四月，明宪宗以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成而给众多官员升官，罗璟由翰林修撰升为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从五品），这个官为翰林官迁转之阶。成化十四年二月，皇太子出阁进学，司经局洗马罗璟充为侍班官，记注起居，到此为止，罗璟算是皇太子的东宫亲信，仕途前景都还是一片大好。成化十六年七月还同李东阳一起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然而到了成化二十二年罗璟却被外调南京为礼部员外郎（从五品）。明宪宗明面上的原因是“罗璟丁忧日久，吏部何不补缺，必侍璟服满方奏，璟不许复任，调南京”。深层次的原因是“故事，洗马非常选官，不当补缺，以璟与侍讲尹龙有连，故责及之，然亦由其乡人欲谋侍东宫讲读，而璟适至，嗾李孜省为之也。”璟与尚书尹旻子侍讲尹龙同娶于孔氏。旻得罪，李孜省指璟为旻党，翰林学士彭华和尹直曾想让罗璟疏通关系，结交尹旻，被罗璟正色拒之。罗璟守孝期满至京，恰遇尹旻获罪。彭华、尹直便暗中唆使李孜省，指斥罗璟为尹旻同党，罗璟遂被贬为南京礼部员外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朝中。弘治元年三月升为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正四品），弘治五年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弘治九年四月致仕，弘治十六年七月卒。后人评价罗璟，胸怀坦荡，议论持正，与人交往不设城府，文章词旨畅达；虽被人中伤贬官，实无其罪。独为祭酒时，严厉有余而宽缓不足。罗璟曾在家乡立社学，建《养亲堂》，请刘闵为师讲学。成化年间后期。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成化后十年万贞儿差点儿让朱见深绝后，连宪宗生母周太后也只能隐忍着抚养孙子以避免毒手。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等人狂敛民财结交万贞儿，朱见深对万贞儿也十分宠爱。因为有了皇帝的宠爱，万贞儿有恃无孔，一度想废掉朱佑樘的太子之位；而梁芳等人担心朱佑樘将来继位后会治罪于已，也加入劝说朱见深易储的行列中，朱见深也确实动了换太子的心思。但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最终结局:“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或许是因为一次小地震的发生，泰山发生山石崩落的事件。泰山震动，在天人合一的古代来说是罕见大事，朱见深请来术士占卜，对此事与太子所在的东宫有关。换太子，上天降罪!朱见深怕了，不再坚持换太子。也许这是朱见深唯一没被爱情左右的一次决定，正确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因暴疾过世，万贞儿死了。明宪宗朱见深成也就是同一年九月九日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号宪宗。刚开始汪直是万贞儿身边的小太监，由于讨的万贞儿欢心，被推荐到司礼监下面御马监任职，为明宪宗四处探听消息，皇帝认为他干的还不错，于是在成化十三年（年）正月，明宪宗建立西厂，由汪直统领，钦定校尉人数多于东厂一倍。二月，依靠皇帝和万贞儿的信任，西厂器张到了顶点，成化十三年，杨荣曾孙杨晔和父杨泰被仇人所告，杨晔身死狱中，杨晔的叔父杨仕伟，时任兵部主事(正处级)，西厂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逮捕证也没一张，就跑到他家里去抓人，半夜三更，搞得鸡飞狗跳，住在旁边的翰
林侍讲陈音听见动静，十分恼火，拿出官老爷的派头，隔着墙大喝一声:“你们这样胡作非为，不怕王法吗?!”可对面的西厂特务倒颇有点幽默感，也隔墙答了一句:“你又是什么人，不怕西厂吗?”事情闹大了，汪直却满不在乎，毕竞杨晔本人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可后来事情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他没有想到，虽然杨荣已经死去多年，但威信很高，是文官集团的楷模，他的子孙出了事,大臣们怎肯甘休!比如商辂，对商辂而言，“三杨”是恩人，是他仕途的领路人。所以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内阁首辅商辂，他派人查明了杨哗的冤情，召集内阁开会，痛斥汪直的罪行，并写了一封奏折给朱见深，要求废除西厂，罢免汪直,其中有一句非常厉害的话:“不驱逐汪直，天下迟早大乱!”朱见深发怒了，明宪宗同意，令汪直回御马监；一月后，西厂得到机会重开，内阁首辅商辂等人辞职；从此一代名臣商辂告老归乡，为此时逼宫兵部尚书项忠也被逼退休，因为成化头十年叛乱不止，项忠可以说战功赫赫。当时边界比较平静，执行边防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汪直知道后不是杀掉人家进贡使者，就是骚扰对手。或者趁人家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去欺负一下老少妇孺，就等人家来报复了，鞑靼和辽东各部落真的被惹火了，不断地到明朝边界找麻烦。朱见深纳闷了，原本平安无事的边境突然四处传来战报,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汪直惹出来的，这下他火大了。他开始对汪直不满了。这种情绪很快被两个人察觉到了，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汪直彻底打垮。这两个人一个是李孜省，另一个人是尚铭，尚铭是司礼监二把手。李孜省是明宪宗朱见深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周颠、抚州张中是江西人；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廖均卿明代著名的风水大师。永乐八年，以建明十三陵之长陵有功，被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他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世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李孜省是南昌人，得知宪宗好方术，他苦学“五雷法”，成化十三年，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得到皇帝赏识，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特旨授太常丞。当时就有御史跳出来反对，说李孜省一个犯了赃罪的胥吏，不适合掌管宗庙礼仪。宪宗改授他上林苑监丞，但是宪宗对李孜省极其信任，李孜省勾结梁芳等太监，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开始干预政事。成化十七年，他升任右通政，同僚王昶看不起他，“遇之无加礼”，李孜省向宪宗告了御状，王昶被贬官。自此之后，李孜省主营跑官卖官业务，操纵官员升降的神通也愈发的灵验，俨然幕后吏部尚书李孜省颇有家乡情结，他在皇帝面前托言神降，说“江西人赤心报国”，要求宪宗重用江西人。江西泰和人尹直，明景泰五年进士，为翰林院正七品编修。成化中，历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成化二十二年泰和人尹直才以户部侍郎入阁，旋进兵部尚书；当年觊觎礼部侍郎，可是尹旻推荐了他人，尹直靠皇帝直接下旨才得如愿，尹旻见到尹直出言相讥：“公所谓简在帝心者”，两人由此结怨。后来尹直在南京吏部右侍郎上干了八年，想回权力中心，却总被尹旻挡路，他走了老乡李孜省的门路才被皇帝召回，当上兵部侍郎。江西安福人彭华被李孜省推荐入阁，彭华是彭贯之子。是明宪宗时名臣、内阁首辅彭时之从弟，明宣德七年生，明代宗景泰五年会元。任翰林院大学士，特授资政大夫，入内阁，任太子少傅，官至吏部尚书。彭贯赠礼部尚书、太子少保。明正统元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升浙江按察司佥事，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彭氏家族在明代中期以前科宦蝉联，曾出现过“父子四进士”（彭贯和其子彭彦充、彭华、
彭礼），可谓盛极一时。江西安义人谢一夔官至工部尚书，都是投靠他得以升官，以李孜省为领袖的“江西帮”隐然成形。要想坐稳幕后吏部尚书，那么前台吏部尚书总得是自己人。山东济南人尹旻虽然在吏部二十多年，碌碌无为，被民谣称之为“泥塑六尚书”之一，但总归是碍眼。彭华、李孜省、尹直三个江西人联手首辅万安构陷尹旻的儿子，逼尹旻告老还乡。继任的吏部尚书耿裕不为万安所喜，李孜省再进谗言，耿裕被贬到南京，吏部尚书换上了江西丰城人李裕。长袖善舞的李孜省又在宪宗面前做手脚，把兵部尚书马文升也赶到南京。关于尹直曾有这样的记载“尹直字正言，太和人，举进士入翰林累宫侍读学士，直长身雄辩而熟于典章，尝出入故相李贤门，贤爱之引与计时事，而直因借威焰胁取人财贿根蒂蟠固，中外侧目。贤卒复附太学士彭时，取中旨进六阶礼部右侍郎时，尹旻薄之恒谓人，他何可居礼部也。母丧归服阕，改南京吏部凡八年，不复调；而方士李孜省直乡人也，得幸上以兵部侍郎兼学士；召入内阁再进太子少保。直既得志修夙忿因与孜省谋起大狱，倾尹旻逐之及其子诸乡邑门生故吏才卓荦向进者。孝宗立下孜省狱戍之，而直亦坐致仕去，又数载太子出阁，上承华圣德箴颂，因举先朝黄淮例冀复得，赐
对上责以亡耻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琐缀录》。万安故直党也，力诋之欲自解，一时太臣如尹旻项忠，贤有声望如吴与弼陈献章咸指摘其私，亡少恕人谓直不得志其是非谬幸殳。”李孜省打破了两个常规：一是避开了士人通过科举而仕逐级升迁的正常途径，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难以入官的惯例。继李孜省之后，方士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都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吏部尚书尹旻天天跑到左顺门“候接传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补奏，后来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序。尹直与皇帝、万安、李孜省、彭华结盟，反对大太监汪直和尹旻，同仇敌忾。余子俊、李敏、刘健等非江西籍官员也曾被他密封推荐，余子俊接替马文升为兵部尚书，李敏任户部尚书，刘健后来还是弘治、正德名臣，成化末期，七卿中有李裕、余子俊、李敏、谢一夔、刘敷五人的升迁受李孜省左右，江西巡抚闵珪发现南昌、赣州一代豪门大族的家仆多行不法，要连坐其主人，尹直给李孜省打了个招呼，闵珪就被一道旨意贬到广西。不过李孜省的好日子不长。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皇帝朱见深驾崩，年仅四十一岁。很有可能，李孜省一干人等给宪宗猛灌丹药，想必其体内铅、汞、硫含量大大超标，最终英年早逝。即位的孝宗朱佑樘没客气，登基没几天就把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方士发配到甘州去充军。李孜省还没等到上路，就因“不胜拷掠”，死在狱中。然而，李孜省对明代政治的深远影响远没有结束，当他和彭华等人排斥尹旻时，翰林侍讲焦芳受到牵连，被贬为桂阳州同知，焦芳从此对江西人恨之入骨。二十年多后，正德朝，焦芳为大学士，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后来甚至发展到把整个南方人都恨上了。他还作了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权阉刘瑾。彭华在宪宗在世就告老归乡，明孝宗即位。万安被逐，李孜省入狱，尹直告老还乡，死于正德年。《彭华传》这么记载彭华；“彭华字彦实，江西安福县人，景泰五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大明一统志，英庙实录，成升侍读充讲官，进日讲升侍读学士，署詹事府，事修续资治通鉴，成升学士。孝庙出阁侍讲，寻掌院事升詹事，既而兼学士文华大训成，加从二品俸。二十一年升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甫半年，遂得疾，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舆归其乡，至弘治九年十月卒年六十五。华自少资性警敏乡人奇之，入官翰林，才名颇着平，居寡言笑，及论辩古书疑义事当成败多奇，中文章严整峭厉如其性然，人险谲用数深机莫测，人与之异或上之者必倾排。”“刘宣，安福人父戍卢龙蚤世，宣德年因为戍卫学生在行伍中不废学，举景泰庚午乡试第一，明年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讲官，《英宗实录》成，升右庶子，进南太常少卿掌国子监祭酒，由吏部侍郎升南京工部尚书，岁余以疾卒，谥文懿；性耿介疾恶，知国家典故为文以理胜，不喜新奇，所着名《冲澹集》”。王直死于天顺六年，王直还活着时，尹直找到王直，原来永乐时，尹直父亲尹祖元和王直，钱习礼相熟，住在一块地方，后来就熟悉李贤，李贤是王直部下，私交特别好，王直为李贤母亲写过墓志铭，李贤为伊直写过墓志铭，伊直受到李贤照顾，可是罗伦第一个将炮口对准了李贤，尹直一直把明早期政治形容为地方结党，伊直名声不佳，他也就不被庐陵士子接受，罗璟，刘宣就很不喜欢尹直。从此庐陵在内阁开始真空，曾彦年老，曾追英年早逝。就这样状元探花都没庐陵人可以挤进大明内阁。明孝宗在位期间被任用的徐漙、刘健、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和庐陵关系不大，虽然罗璟和他们交好，但是孝宗即位后还是离开核心圈，茶陵派可以说是另一股政治势力，其实尹直没有说错，庐陵在明初期那群士子他们私交亲密，容易结党，如果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明孝宗和明武宗都似乎特别排斥庐陵士子，原因可能有很多；人才断层，其他政治势力倾轧，或者孝宗母亲纪氏是当年大藤峡瑶族叛乱土司之后，不是汉族人，传统理学大汉族主义，当年负责镇压韩雍是陈循门生，而对付叛乱手段也极其残忍，汪直也是叛匪后人，西厂成立后，韩雍与其斗争也激烈，明孝宗仁孝，对生母满怀愧疚。了解历史或许知道大藤峡叛乱一直持续到王阳明前去平叛才真正结束，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长期霸占朝局走向，终有衰弱的时候。曾彦，字士美，他是曾鹤龄从侄，江西省泰和县沙村南坑人，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卒明孝宗弘治十六年，享年七十九岁。
曾彦是五十五岁成为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年)戊戌科状元，送状元归第的是国子祭酒罗璟，同科还有探花曾追，曾追的祖父是明朝永乐年辛丑科状元曾鹤龄，曾鹤龄二子（曾序和曾防简）都是进士，泰和人，祖孙鼎甲，可惜曾追高中不久就过世了，曾彦历任翰林院修撰、南京翰林院侍读，改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春坊左谕德、奉直大夫等职；曾彦早年在县学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成了老童生；但他并未灰心，仍刻苦求学，在43岁中了个举人；又过了12年，终于会试过关参加殿试。主考是四川眉山人、内阁首辅万安。他在阅读曾彦的对策时，被其文采所折服，禁不住击节赞叹，其他评卷官也有同感；万安回忆起前一天考试前点名时有个叫曾彦的，顾长伟岸，一表人才。拆封一看，此文正是庐陵府的曾彦，便排在第一，交皇帝定夺。到了传所中进士进殿见面时，万安仔细审视这定为榜首者，却发觉曾彦身材矮小，怀疑以前可能是看错了人；退朝后，万安再取曾彦的殿试策阅读，觉得很是平淡，可已成定局，只好作罢。虽然故事流传如此，但是万安和尹直关系密切，万安一定在考前就已经认识曾彦。此时曾彦已五十四岁，成化、弘治以前称状元老成的就以他为首；曾彦才思敏捷，答辩应对，随口而出，诗词文章，倚马可待，立意在匡救时政。曾彦告老回乡后，居南董楼，安处养性；曾彦思致绵邈，著作有《中晚集记》。弘治七年（），升侍读学士，弘治十年（）致仕，卒于家，享年78岁。
其实虽然彭时以后虽然取了几位庐陵状元探花之类，其实他们更像是一场阴谋，昙花一现，难以形成明初政治影响力，更没有左右朝局实力。曾彦在左春坊任职时，曾三次上疏，一是请免假称皇亲李祖旺父子死罪及请行久任之法;一是请御朝之暇宣内阁及各衙门大臣论时政利弊;一是请宽御史李兴、彭程、谢莹等三人重罪。都被采纳。泰和之状元自陈循始，杨士奇曾赋诗云:"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后十余年间，西城曾鹤龄，典史曹鼐果然相继状元及第。成化戊戌()廷试，第三名(探花)为曾鹤龄之孙曾追，状元(第一名)则是曾鹤龄之从侄曾彦也。国子祭酒罗璟旌送状元归第时说:"江右贤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运三应龙洲过县前，都人荣之。"退休回乡后，居南熏楼，楼门上亲笔书写对联:"尚诗书琴瑟之清素，远钟鼓纨绔之哗喧。"曾彦十六、七岁时，一天，年老的父亲让他在乡里圩镇上一家经营土产的站铺当挑夫，帮店主去收购乡村的土产，挑到泰和街上去卖，再从街上挑回布匹、食盐等交给店主经营。一天，曾彦挑着食盐、布匹等和挑夫们回店，在一栋祠堂的廊下听见祠堂后厅传来朗朗读书声，连忙走进听了起来，天下起了大雨，斜飘的雨水淋湿了箩筐里的货物。食盐溶化了不少，布匹也湿漉漉的。回店里后，他对曾彦说:"既然你如此好学。那我们来对对句吧。对得出，不用赔偿。"店主见食盐淋湿，溶化了一些，便说:"盐客之人檐下宿，檐水滴盐。"曾彦听了，心中一惊，对道:"渔翁之徒雨中立，雨中求鱼。"店主听了，连连赞道，一年后，店里想请有名望的人士题匾额。邻乡有位叫尹直的朝廷内阁大臣，其时退休在家。店主带曾彦登门请尹阁老题字。尹阁老听说他开了家小店，又是泥水匠，心想，我堂堂内阁大臣为你这等小店草民题词，岂不有损我的名声?他铺开纸，画了一把泥水刀，配上一首顺口溜:"铁打泥水刀，砌墙层层高。要想登龙门，除非天将老。"写完扔给店主说:"拿去吧!我的字在京城可是一字一两黄金呢!"曾彦对店主说:"真是欺人太甚!"回到店中，曾彦挥笔依韵回一首诗给阁老尹直:"手持泥水刀，登楼步步高；他日登龙门，气死尹阁老。"茶陵李东阳庶吉士时期的导师刘定之，在李梦阳的文章多有提到。而在李东阳在文章评论刘定之却没有好话，而刘定之的学训之一就是“为文必博先而约后”，主张广泛地阅读:“东阳少窃科第，入翰林为庶吉士,奉诏”受业,获聆绪论,为文必博先而约后。”黎淳，湖广华容县人。天顺元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升左春坊左谕德，左庶子，成化十三年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成化十四年，升吏部右侍郎，黎淳及其门人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庐陵士子对朝局影响力。成化二十二年，黎淳和罗璟因为尹旻牵连改南京吏部，远离了太子，弘治元年，升南京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弘治五年死于南京礼部尚书任上。而罗璟后当了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太学校长。19岁的刘大夏在景泰五年，李东阳10岁在天顺二年，13岁杨一清在成化二年分别师从于黎淳；李东阳岳母胡夫人是胡濙之女，程敏政则是李贤女婿，而李贤另一个女婿是衍圣公孔弘绪，这个衍圣公儿子又成了李东阳的女婿，而李贤又不喜欢李东阳岳父岳正，而岳正是杨士奇学生。庐陵死对头河南人焦芳，庐陵状元彭教，探花罗璟，刘大夏，李东阳都是天顺八年进士。而李东阳好友榜眼程敏政和状元罗伦都是成化二年的进士；罗璟因为和李东阳、程敏政、黎淳、杨一清等交好，往往被划入茶陵诗派，罗璟政治仕途和杨士奇关系颇深，但想从一股政治势力真正跳入另一股政治势力被接受太难了。正德年间。刘瑾明景泰二年生，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改姓刘，净身入宫当了宦官。在弘治年间，刘瑾犯罪，被赦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照；弘治十八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十
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也是这一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考中乙丑科进士，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明武宗正德元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王阳明）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以进献飞禽走兽来博取明武宗的欢心，得以数次升迁，自此掌握大权，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被时人称为“八虎”之首。正德四年（）闰九月，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次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刘瑾被明武宗朱厚照下令以“反逆”罪凌迟处死；十二月王守仁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六年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署员外郎、吏部文选司主事；正德七年，王守仁历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卿。正德九年，升任南京鸿胪卿；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可是两年后，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死于京城豹房，年三十一，无子，谥毅皇帝，庙号武宗，葬于康陵。提到王阳明就有了庐陵为中心的江右学派，王阳明于正德五年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当时严嵩尚在家乡钤山堂勤奋读书；分宜与庐陵相距不远，当严嵩听说王阳明新任庐陵知县，立马来到庐陵拜访老友王阳明写下了这首诗《观王阳明书石刻》：“作宰庐陵县，阳明称古风；起废葺宫宇，节用恤瘝恫；刻辞诏后来，庋石当庭中；已叹仁言博，兼怜书迹工；来游非在日，怀览意何穷。”王阳明去贵州龙场时，严嵩还曾邀请王阳明到分宜家中，陪伴王阳明畅游钤冈山，在钤山堂内，主客入席，坐而论道；严嵩这时还只是一介小翰林身份在家丁忧守制、工读的书生。严嵩对心学传播助力不少，话说在王阳明刚死不久，即有大学士桂萼”宜“禁邪说以正人心。”时至嘉靖十六年，又有监察御史游居敬向嘉靖皇帝提出，要求禁毁王学书院，禁绝王氏学生讲学，准备将王阳明及湛若水著作尽行废黜，毁掉书。这使时任礼部尚书（正二品）的严嵩感到极为棘手，王阳明与湛若水两人都是严嵩的好友，朝廷竟然要他下令去毁掉书院，严嵩想到诏旨中有“或令改别馆以见其名”一句话，那就将宣讲王学的书院改称为“社学”，报经嘉靖皇帝批准，使王学书院躲过了这一场劫难。嘉靖年间。毛伯温(-)，字汝厉，号东塘，吉水县八都镇圳上毛家村人，和毛主席祖先是一个地方，至于别的，就不知道了，十八岁成家，妻子谢氏，母亲杨氏。祖籍浙江三衢，明朝兵部尚书。正德二年()时毛伯温中举人，正德三年()，毛伯温又考中了进士，初任绍兴府推官；正德六年()时出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先后巡按福建、河南，任河南巡按期间，在湖南郴州汝城修建了绣衣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门旌表监察官员的牌坊。
嘉靖初年，毛伯温升为大理寺丞，后又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因李福达一案被重提，毛伯温因为在大理寺时误判重罪，被罢官归乡；嘉靖十一年()九月，毛伯温因为他人推荐而恢复旧职，朝廷令其巡抚山西，后又改为巡抚顺天，但他都没有上任。朝廷于是让毛伯温改为办理都察院的事务；嘉靖十二年()，毛伯温升任为左副都御史，在这个职务上他又受到赵王府的族人朱佑椋的攻击，被解除官职听候考察。过后又被开除了职务。嘉靖十六年()五月，毛伯温到达北京，递上六条方略，恰好这时安南国王孙黎宁派遣陪臣郑惟僚等人来诉说莫登庸弑君篡权，请明朝兴兵替他们复仇。嘉靖十七年()春天，黔国公沐朝辅等拿莫登庸的降表献给朝廷，请求宽恕其罪，允许安南来朝贡。明世宗在大臣的意见下改命毛伯温担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限期上任。后又因为明世宗的个人原因加上兵部尚书张瓒的无能，没有什么像样的计策，明世宗感到不高兴，责怪了张瓒一番，军队又停止出征了，毛伯温受命再次协助办理按察院的事务。嘉靖十八年()二月，明世宗住在承天，诏令毛伯温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的军务。毛伯温修复了这些城堡，招募士兵，分给他们田地，边防日善，论功，毛伯温被晋升为太子少保。莫登庸害怕明朝讨伐他，几次上书请求投降，明世宗也想借此机会安抚他，就派侍郎黄绾去招安，黄绾不愿意，明世宗一怒之下罢了黄绾的官。群臣议论，都说应当讨伐安南，明世宗同意了，就在闰七月里命令毛伯温、仇鸾南征，部署已定，碰上仇鸾因罪被召回，就让柳珣取代了他。嘉靖十九年()秋天，毛伯温等人进驻南宁，传檄安南臣民，告诉他们大明王朝要选择黎氏子孙继承祖宗的家国，莫登庸非常害怕，派了使臣求降，措辞很是可怜。毛伯温奉命答应了，向他们传达了天子的恩德和威严，明世宗极为高兴，发布诏书把安南国改名安南都统使司，让登庸当都统使，事后论功，毛伯温被加官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边关传来警报，毛伯温请修建京师外城，于是递上关于应当裁减的冗滥人员的二十多条意见，却得罪了朝廷之中的宦官。嘉靖二十一年严嵩才入阁，所以二人交集不多。嘉靖二十三年()秋天，北寇大举入侵，直逼京师近郊；明世宗大为震怒，御史明世宗于是把毛伯温削除官籍地方充军，途中被赦免归乡。嘉靖二十四年(年)，毛伯温因背上长出疽疮而死，隆庆元年()，明穆宗给毛伯温恢复了官职，并赐予恤典，天启初年，明熹宗追谥他为"襄懋"，万历元年()，明神宗下诏夸奖毛伯温功绩。毛伯温与夏言生在同年，有着很深的交情，据夏言《夏桂洲文集》记载，毛伯温的祖父毛超与夏言的伯父葵轩公、父亲象峰公是莫逆之交，早在夏言八岁的时候就拜在毛超门下受学，毛伯温更是请夏言为祖父撰写了神道碑。在毛伯温的文集中,收录了一篇《谢夏桂洲阁老启》，是毛伯温收到夏言为其祖父写好的碑铭后回谢夏言的书信。
毛伯温家与罗循、罗洪先父子也有着世代的交情，正德年间，罗循擢任淮安，毛伯温撰《寄罗双泉太守书》，对其擢任表示十分喜悦，嘉靖十年左右，罗循去世，毛伯温听闻后撰《祭罗双泉文》。罗洪先守孝期间，毛伯温寄予书信，安慰他保重身体。罗洪先母亲七十寿诞时毛伯温撰《罗母太恭人寿序》，夸赞罗母为母之德。亦目瞿。”感恩于毛家一直以来对他的关护，并安慰罢职在家的毛伯温。毛伯温奉命出征安南，罗洪先作诗《赠大司马东塘毛公征安南二首》以赠。毛死后他还撰写了一篇《祭毛东塘公》。在毛伯温文集提到邹守益的也很多，毛留下来资料很多，嘉靖数次夸赞他的文采。毛死后，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朱公衡为他题造坟疏略，皇帝赠他太子少保。严嵩。严嵩，不是庐陵人，但是和庐陵士子和王阳明产生很多交集，所以特意介绍他，在庐陵写过一首诗，《至庐陵》：“青螺白鹭入我梦，河上松间骑马来；问俗初经永叔里，吟诗真忆长卿才；衣冠古郡高风在，车马寒城短日催；今夜故人桑落酒，不知怀抱若为开。”严嵩生于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妻子为当地欧阳氏，祖籍福建邵武，网络传严嵩女儿嫁给了罗洪先做儿媳，但是却找不到确实资料。严嵩小时候非常聪明，《严氏族谱》记载：严嵩五岁时，便经常“属对有奇语”;读私塾时，其乡人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他就能对出“脚踏云梯步步高”;六岁时，老师因其上课时经常说话责备其说“林间小鸟到天明，说尽多般”，严嵩即应曰“海上大鹏遇风起，扶摇万里"，使得“师大惊，即谢去”;七岁时，严嵩常自称老，其叔戏之云“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严嵩即应曰“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严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考中乙丑科进士。
弘治十八年()殿试,昆山人士顾鼎臣一举夺魁,成了孝宗朝的第六位状元；虽然也做过半年内阁首辅，远不及严嵩。顾鼎臣曾出任吏部左侍郎做的第一件事,是上疏奏请寻求“宗圣”曾子的嫡嗣,授予《五经》博士的官位,同孔、孟、颜三氏，世宗诏准，在永丰县找到了曾子第五十九代孙曾质粹；曾质粹奉命迁回嘉祥(今属山东)奉祀曾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是嘉靖十二年()的事。弘治十八年()会试，此科进士共名,以后出了不少名人,如第二甲第一名崔铣、第三名湛若水、第九名魏校,皆为一代名儒,特别是湛若水,创“心学门派中的“湛氏学”,影响巨大。而第二甲第二名严嵩，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被选为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考进进士，那次会试考试官是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徐霞客高祖徐经，唐寅就倒霉在这次会考的泄题案上。六年后，26岁严嵩才考进进士，湛若水比严嵩大十四岁，湛若水也喜欢圣明之学，而弘治十八年会试主考官是杨廷和，杨廷和很喜欢湛，湛若水是陈献章学生，所以湛是那次会试的榜眼，杨是四川人，但是杨廷和是元末迁移四川的，原籍庐陵。不久，严嵩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宴灵秀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而袁州状元洲书院，那里曾经是年轻严嵩读书的地方。正德三年时来自泰和的罗钦顺也返回泰和家中，刘瑾诛后恢复罗钦顺官职，罗钦顺这位弘治五年的探花，嘉靖元年曾命摄尚书事，后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后。又改礼部尚书，刚好奔丧在家就没有赴任礼部尚书，再次启用他担任礼部尚书时，罗钦顺选择了辞不就职，朝廷选择了又改吏部尚书，又辞不赴任，朝廷下诏敦促，嘉靖六年，他再辞获准。大家一定好奇，为什么，因为朝廷无论是严嵩还是别人，都十分看好这个罗璟的族侄，而罗璟是罗子理的曾孙，和杨士奇关系密切，罗钦顺死于嘉靖二十六年四月，死后严嵩为其撰写了神道碑，因为夏言是
嘉靖二十七年才下狱的，此时严嵩不算他人生的顶峰，毛伯温和夏言关系颇深，但毛伯温死于嘉靖二十四年，那时严嵩和庐陵士子关系也挺好，《吏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太保谥文庄罗公钦顺神道碑》：“有明宿德硕儒曰太宰整庵先生罗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给月廪岁隶以示优礼，既登八帙诏遣守臣奉牢醴及门存问，仍加赐廪，隶至是讣闻，诏赐谕祭，命有司营葬，赠太子太保，谥曰文庄，盖褒贤崇德之殊数也。君子谓惟公实克，称之公风格峻整雅操贞肃，进则崇节振迈而毗于国，退则遵养纯固而范于乡。谈道着论则言代之师，反躬实践则行物之车丸，好学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将至者耳。公讳钦顺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即端重殊异年十四题其门有勉，勉于仁义之语，举弘治壬子江西乡荐第一，明年入奉廷对赐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每朝退即闭户读书，不事交谒巳嶷然有公辅之，望擢南京国子司业，正容端则六馆以肃。兰溪章公懋祭酒深见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斋翁年高得请奉归。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终养，而逆瑾怒夺职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转左侍郎前后连摄，部篆甄别人才咸极精当，时论称重充实录副总裁，是时栗翁年益高公归养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书。抵任即驰疏乞休，便养诏允之既而诏改礼部尚书未行。丁栗翁忧服阕仍以礼部起公，未至复改吏部，而公具疏恳辞，于是得旨致仕。盖审时直巳不苟慕荣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两都台谏章数十上无识，不识罔不冀幸其复出。乃公则屏居却扫惟研精圣业穷探理性，患近时学者持论高虚不屑古训，简约是趋其流之弊，将堕入虚诞。作《困知记》若干卷，其言议精微，衍奥根极理要，辩禅悟之学。近理似是而斥其毫厘千里之谬时，习波颓我矱无易于戏道之不明，智巧横出古之圣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诸终身而不足。今之论者以谓圆明朗彻取诸一言，而有余其学术异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辩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馆，以历国学则士行雍规由以丕变，由奉常而陟少宰，则官常国是倚之取平中，更仆抑秉志弗渝荣进，屡辞去就惟洁然。公虽蚤退而考论政务之得失究，民之休戚固未尝一日不以天下念也。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端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服无侈丽，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宗戚率之而兴于孝敬乡闾则之，而化于礼让子姓僮孺罔不守其约而归于谦靖谨饬，初公昆季三人并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宪使公亦未老乞休，德义相淑怡怡如也。方属疾乃自作志继以二绝皆正家之语，疾亟举正巾而卒。曾祖讳宁祖讳铎黟县训导，父栗翁讳用俊由乡举历任国子助教，祖及父俱以公贵赠通议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谈到严嵩的交际圈，早年有郡吏县宰如太守姚惟宁、徐宗献等，后有李梦阳、著名心学家王守仁、大学士王鏊，顾鼎臣、翟銮、张璨等名士和严嵩都有往来，杨廷和儿子杨慎和严嵩也算好友；《弋阳遇赠舜卿翰检兼寄用修殿撰》严嵩是遇到议大礼而谪戍茂州之翰林院检讨王元正而写，并赠诗寄杨慎。刘瑾执政期间，在河南人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十年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早年王阳明去贵州龙场路过袁州隐居的严嵩的老家，还有书信往来，并写下了《过分宜望钤冈庙》、《袁州府宜春台四绝》；可惜嘉靖八年王阳明就过逝了，到正德十一年，在家守制的严嵩才得以应召回京任侍讲之职。正德十三年，严嵩调署南京翰林院事（正六品）。正德十四年，已升任赣南巡抚（正四品）兼提督军务的王阳明平息宁王朱宸濠谋反之后，严嵩还在任职南京翰林院；正德十六年()，世宗即
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见途中祥瑞，得到明世宗宗的注意。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嘉靖大怒，嘉靖著书《明堂或问》并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得到了嘉靖的欢心，历史上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嘉靖二十一年六十三岁时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诬害夏言，再任内阁首辅，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晚年因事激怒嘉靖帝而失势，嘉靖四十一年（）勒令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严世蕃案发，遭罢职抄家，寄食于墓舍，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下狱处死，两年后病死，年八十七；严嵩一生26岁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任侍读，63岁拜相入阁，83岁退休回归故里，86岁遭遇儿杀抄家之难，享年87岁。严嵩虽然留下恶名，但是他主内阁那段时间确实江西士子在明朝最盛的时间；严嵩死的同一年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于乾清宫去世，在位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世宗，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严嵩还有一个老乡黄子澄(年-年)，江西分宜县(今为大岗山乡大坑村)人，名湜，字子澄，以字行。明初官员，官至翰林学士；黄子澄于明太祖洪武十八年时考取了会试第一，历任编修、修撰、太常寺卿等职，伴读东宫。明惠帝即位后，兼翰林学士之职，与齐泰共同建议削藩；结果引发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年)，朱棣夺得帝位后，将黄子澄逮捕并处死，株连九族，女眷世代充官妓；明正德十五年(公元年)，黄子澄获得平反，清朝乾隆年间，追赠谥号为忠悫。尹台是庐陵在明朝最后担任会试考官的士子，他是永新人，字崇基，号洞山先生，根据记载他是嘉靖十四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司业，因为奖励国子监有名学生，不久任修撰，专理诰敕。后来忤逆仇鸾，不久鸾先被严嵩杀，严嵩欲和尹台结为姻亲，尹台拒绝了，严嵩就怨恨尹台；后来尹台出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将出发时，尹台劝严嵩勿害杨继盛，可是严嵩也没有听进去，而尹台最后历官为南京礼部尚书。欧阳必进(公元--公元年)，字任夫，号约庵，安福县平都镇仙坛村人，明代科学家；明正德八年()中江西乡试，正德十二年()登进士第，授礼部主事，官至浙江布政使、郧阳巡抚、两广总督、两京都御史及刑、吏、工部尚书。他任刑部尚书时，严整法纪，廉洁奉公，夙夜不懈，被明世宗誉为"端慎老成"。赵文华在工部尚书任上贪腐落马后，紧急接班的欧阳必进，就成了苦命背锅侠；钱都叫赵文华糟蹋光，可皇宫大殿还要修，嘉靖帝又不肯再拨钱；欧阳必进精打细算，保质保量的修好了正阳门与太和殿工程；使这一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得以流传至今，他在任郧阳抚治时发明的耕地机成为中国第一台人力耕地机。因严嵩夫人欧阳淑端的关系，欧阳必进是安福人，在《总督两广军务年表》也说是安福人，由于严嵩在败官前夕曾力荐过欧阳去出任吏部。和严嵩有杀父之仇的王世贞后来在撰写《严嵩传》的时候，说欧阳必进是严嵩的“妻表侄”或“内亲”等等。
江右学派。徐阶和严嵩是嘉靖朝的两位内阁辅臣；在嘉靖帝执政的晚期，徐阶和严嵩上演了长达十几年的好戏，最终以徐阶的胜利、严嵩的失败为结尾，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徐阶是如何斗倒首辅严嵩的呢，当你去问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理解。王阳明和江西有很深的渊源，正德四年王阳明离开贵州龙场，正德五年，刘瑾被诛，王阳明正德五年三月抵达庐陵担任了庐陵知县，游青原山，青原书院，白鹭洲书院，净居寺，香社寺，同年十一月离开庐陵赴京。正德十一年(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守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时匪患横行的地区不仅仅在江西省内，还波及福建、广东等省。起事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王阳明采取多种手段，排查出官府内的奸细，使用计策掌握叛匪情报，逐个击破这些自立山头的匪帮。王阳明念及战争残酷，在收复一些营寨后奏请朝廷招安叛匪。到正德十三年底，南赣盗乱基本平定，解决了大明王朝数十年的心腹之患。今天我们来看看徐阶和江右学派。江右学派是王阳明的思想在他做官讲学的江
右(即江西，地区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的主要吉安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吉安人为主体。我们可以理解为王门心学在吉安的思想团体。严嵩是江西新余分宜县人，属于江右人士。但是为什么徐阶一个上海松江人怎么成了王门正宗江右学派代表人物，并获得一路支持，在大明一朝中吉安士子最盛。进士数量产出虽然不比明朝前中期，但仍然有很大实力，王阳明在吉安府庐陵县只当了七，八月左右，后又在赣南剿匪数年，但来形成吉安人为主江右学派确成为他后来人生一个重要砝码。徐阶历史剧往往理解是太子裕王的人，他学生张居正更是皇太孙老师，张居正不是徐阶门生，因为他担任过张居正的主考官，所以徐阶是张居正师座，而吉安人聂豹是徐阶老师，聂豹庐陵永丰县人。聂豹父是聂凤，号水云先生。母亲邹氏，祖父叫聂德；孝宗弘治八年()九岁时与宋氏订婚，弘治十四年()十五岁时束发与刘霖交往，得知罗伦故事，发愿效仿他；弘冶十九()聂豹被邵宝收为弟子。两年后聂豹十八岁时娶妻宋氏，后二十岁时聂豹与宋敏同受学于郭梅厓先生；正德十一年子()八月时三十岁的聂豹以《易》经中江西乡试，当时江西吉水人毛伯温为主考官，而毛伯温与提学李梦阳相善，我们知道李梦阳曾是江西提学。正德十二年()三十一岁的聂豹中进士，那年同科还有黄绾、夏言、欧阳必进等，并在那时结识了严嵩，因为那时严嵩在翰林院；这一年朱厚照微服出宣府、大同等地游乐，还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正德十三年()六月时准备已久的宁王朱宸濠谋反，七月被王阳明所擒；话说那时邹守益才29岁，师事阳明公，并参赞平摄军务，朱厚照以亲征宸濠为名，南下游玩到了南京，这一年中进士后的聂豹在回家省亲之时，特地祭拜罗伦墓。正德十五年()时三十四岁授直隶华亭县知县,聂豹出任华亭知县，宋夫人随行。那时十八岁徐阶成了他的学生；在华亭任上，聂豹还与知县郑洛书留下佳对：“上海秀才下第，只为落书；华亭百姓受灾，皆因孽报；对子中的落书同洛书，孽报则为聂豹。”嘉靖二年()二十一岁的徐阶中探花，聂豹往徐家致贺徐阶父亲徐黼；嘉靖四年()三十九岁的聂豹在京担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不久转任应天，督马政。正德年间时，聂凤也知道了王守仁正倡道心学，对聂豹说“为公卿父，孰与为圣贤父”，孝顺的聂豹也想见一见这位当世豪杰；一年后，以御史按闽的聂豹终于在苏州见到了王守仁。
嘉靖七年()聂豹建立了养正书院，十月王守仁去世；九年()四十四岁时候到任苏州，以钱德洪、王畿为证人，聂豹拜阳明为师，并在苏州第一次见到了罗洪先，而罗小聂豹十八岁。嘉靖十年()四十五岁时父亲聂凤去世，从此聂豹在家守制十年，开始传播王学十年。三年后聂豹与邹守益等集九邑诸友会讲于青原山，在乡授徒讲学。话说有一日曾棨后人找到聂豹，请求聂豹主持公道，因为有人挖了曾棨坟墓，尸骨消失不见，这种对曾棨后人来说不可接受，聂豹知道后，义不容辞站出为曾棨后人主持了公道。嘉靖十四年，儿子聂静成进士。嘉靖十七年王门弟子开始在庐陵立怀德祠，举奉祭，祀阳明，祀事毕,遂于邹东廓等举讲会。嘉靖十八年()徐阶入选东宫。嘉靖前期的二十年，王学受到惨重的打击，可谓命运多舛,王守仁死后不仪没得到应有的荣誉，爵荫、赠谥恤典反而被统统取消，他一手建立的王学被定为伪学,嘉靖皇帝几次下令禁伪学,无论是杨廷和还是张璁、桂萼,都对王学大都采取了压制的政策，继任的的内阁首辅夏言同样如此"。张璁对大明初期三杨极度侮辱，对庐陵很不友好，他曾写到“夫贼桧之奸,污秽青史,而杨馆之介,人到于今称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惩丞相专权,不复设立。至太宗皇帝始设内阁,初以翰林讲读编修等官处之,备顾问而已。至宣宗朝用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人而专任之,渐加其官至尚书师保,后不复变。故自来内阁有声者称三杨而已矣。”桂萼也是如此：“杨士奇援汉弃珠厓例弃之，乃陋儒当权，上下安定，货赂公行，纪纲不振，举版图十郡之地，弃置不宁，盖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杨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嘉靖二十年()聂豹五十五岁时兄聂洪去世。那年毛伯温六十大寿，聂豹派从子聂静祝贺，终于聂豹被起复，知平阳府。结束了因为是王门弟子被打压的生活。平阳府的情况很糟糕，城防懈怠、官兵孱弱、府库空虚、饥民遍野。他招募士兵筑造关隘。到各州县向富民募捐，号召富民毁家纾难。临汾等三十七州县积极响应，共捐出白银二万二千余两。聂豹用募集来的钱款大修关隘，筑成军事上的天险。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四十万大军侵犯冷泉关、郭家沟，劫掠京师聂豹坚守有功。于是严嵩向嘉靖帝举荐了聂豹。嘉靖二十四年()在永丰。兵部尚书毛伯温致仕回乡，乞归的聂豹派聂栋问候毛伯温。那年聂豹妻宋夫人去世。这一年许勉仁和聂豹旧怨，他是聂豹平阳旧僚，把聂豹筹款的事情到京城告状。山西抚按负责调查此事，调查了三四年，聂豹被弹劾贪污。嘉靖二十六年()闰九月被弹劾，冬十月从老家被逮，十一月被逮至京师，聂豹入狱后，徐阶、欧阳德、黄弘纲、聂静开始上下活动，营救聂豹，最后聂豹能够出狱和严嵩关系很大。聂豹向严嵩求援，刚成为进士后拜会了严嵩，他荣升陕西按察司副使，也有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美言的功劳。另外，严嵩和王守仁关系不错，严嵩他眼前的敌入是夏言；夏言和严嵩关系紧张，另一个嫉恨夏言的是陆炳，陆炳由嘉靖帝从安陆带来，他的母亲是嘉靖帝的乳母，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南巡，在卫辉驻扎，夜晚突发大火，连侍从都不知道嘉靖皇帝行踪，陆炳只身把皇帝从火中救出，从此赢得嘉靖皇帝的信赖。陆炳站在严嵩、徐阶一边，一致对付夏言，揭发夏言与边将关节书，坐实夏言的罪行；在几股政治势力的联合下，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夏言入狱，指控他支持原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收复河套之议；嘉靖皇帝本来并未下定决心杀夏言，严嵩“构飞语，又以灾异，密疏引汉诛翟方故事，上遂为所用”；十月时夏言就被杀了，严嵩因谗杀夏言而更受宠。十二月，聂豹获释，聂豹以书柬的形式分别感谢了严嵩、陆炳、徐阶、欧阳德、黄弘纲等朝廷大佬；聂豹并上有《上内阁严相公》夸赞严嵩；听说聂豹出狱，同乡尹台写下了《送聂文蔚先生出诏狱南归二首》。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礼部尚书徐阶举荐聂豹，九月聂豹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尽管如此聂豹仕途不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战乱不止，这个局面伴随嘉靖一朝。这也是毛伯温，聂豹，罗洪先，往武将方向走的原因。
当初徐阶入选辅养储宫，聂豹写序送行，对他期许很高，徐阶也投桃报李，推荐恩师担任要职。另一个竞争对手仇鸾也不存在了，甘肃总兵官仇鸾在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以其贪酷不法，为曾铣劾下狱。严嵩取代夏言后，仇鸾出狱后，两人情同父子。庚戌之变后，严嵩密疏仇鸾，仇鸾也上陈严嵩父子的恶行。陆炳与仇鸾争宠，与严嵩结成联盟,揭发仇鸾卖国通敌的行径，徐阶也密疏揭发仇鸾罪状，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仇鸾兵权被收，疽发背而死。陆炳就在仇鸾去世前一天，派人诱使时义、侯荣尽快逃到鞑靼去；时义、侯荣等人相信了，各自出逃；而陆炳派人拦截抓住了时义等人，奏报说：“仇鸾镇守大同时，私自和俺答勾结”，皇上大怒，于是世宗下旨剖开仇鸾的棺材，砍下他的头传示边境九镇；他的父母、妻子、儿子和时义、侯荣都斩首，妾、女儿、孙子分发给功臣家里做奴婢。嘉靖三十二年()六十七岁聂豹兵部尚书，十月十四日，当时罗洪先五十大寿时聂致书罗洪先，邀请他出山，罗洪先拒绝了；同年，聂豹他和欧阳德、程文德、徐阶在京参与讲学,王学子弟担任高官，聂豹任兵部尚书，欧阳德任礼部尚书，程文德任吏部侍郎，欧阳德是聂豹的同乡兼乡试同年，在聂豹离开京师后，徐阶成为王门领头，所以江右学派和徐阶关系普遍不差。聂豹一年后加太子少傅，十一月初六日，加太子太保；嘉靖三十四年()六十九岁聂豹回籍闲住。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官；嘉靖四十二年()七十七岁十一月初四日聂豹去世；在聂豹死后徐阶和邹守益，朱衡都为他写过墓志铭。罗洪先，也是吉安吉水人士，状元，吉安大儒，地图学家；他也是江右学派代表人物。
罗洪先是邹守益师侄，年轻时和聂豹一样非常仰慕罗伦，罗洪先嘉靖八年（）己丑科会试，殿试第一中状元，授修撰；当时明世宗迷信道教，即请告归。嘉靖十八年（），他出任廷官，因联名上《东宫朝贺疏》冒犯世宗皇帝而被撤职；从此罗洪先离开官场，开始了学者的生活。他自归家务农之后，隐居山间，更加专心致志地考究王阳明心学，闭门谢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严嵩想重用他，被他拒绝。他精心绘制的两卷《广舆图》，为后人记住。一直以来江右王门都把罗洪先视为王阳明嫡传弟子。还有就是白鹭洲书院和青原山书院，净居寺，王阳明曾在这些地方讲学，后来也是王门弟子的讲学大会地方，聂豹在父亲过世在家守制十年期间经常和邹守益，罗洪先在这里讲学，提到净居寺，明代是这样说的:“唐神龙初，寺名安隐。开元间，七祖行思禅师得法六祖，扬化青原，后十三世，齐禅师住此。《唐纪事》有刺史段成式碑，《北宋纪事》有蒋之奇碑。碑虽亡，旧序犹载其概。崇宁间，有惟信禅师、如禅师、立禅师；今存旧额，敕赐净居禅寺，乃崇宁三年腊月惟信，则宋名净居也。恩、齐、信、立后，祖道无闻；元以及明，皆福田僧.太守江津杨公，复修亭台，林泉益盛。万历间，邹东廓、罗念庵、聂双江、欧阳南野诸公，宗阳明子，于此春秋讲学。”
在明代青原讲学在嘉隆时，“书院相望，诸子实倡之；青原比于白鹿、石鼓、岳麓，欹与盛哉；青原久颓圮，半为儒者讲堂；师与郭公等聚谋，徙会馆于他地，闻者服之。闻吾邦惜阴之会，视四方为盛；冒暑跋涉，升九华，历匡庐以至；复古大会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弟从之，而南昌、临、瑞、抚、赣之彦亦闻风胥集，相与宣昌格致宗；凡我同游，无智愚，无仕隐，无耄倪，从精神命脉处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兴夜寐，无负此生。”青原山历来都是庐陵士子必来之地，南京国子监祭酒罗璟致仕后也来到这里赋诗云：“路踏飞霜晓，人乘到岸舟。蓼花铺远渚，豆叶覆平畴。四顾疑无路，重桥忽有近。薤碑横赑员，松坚偃苍虬。翠壁空中立，缁庐刻后修。灯传珠错落，磐击玉雕锼。略杓连疏槛，楞严展画楼。银泥抛白马，紫气歇青牛。障日深林睹，临风小阁秋。衲随丰草坐，旬洒落花流。思祖灭金刹,文山字铁钩。离尘如脱屣，寄宦等浮沤。忽报天将暝，相邀客不愁。仅馀飞屑意，题与石头收。”明代就建立五贤祠传心堂，五贤祠祭祀“江右王门”的王阳明，邹罗聂欧。是指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
因为王阳明曾经担任邹守益的主考官，王阳明就成了邹守益的师座，后来邹守益长期跟随王阳明，成为江右学派重要代表；安福邹氏学生众多，家族人才辈出，他的一个儿子三个孙子都是进士，担任重要京官。他曾拜名臣胡琏为师，故有一个同学叫吴承恩写了《西游记》，他有一个晚辈邹元标早年求学在他家。；庐陵吉水人邹元标，也是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称东林三君之一。嘉靖三年()二月，朝廷爆发了争论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史称“大礼议”；邹守益刚正不阿，大胆上疏力谏，明世宗看了邹守益的奏疏大怒，诏令将邹守益下狱拷打，贬为广德州判官；邹守益在广德任判官期间，创建复初书院，为广德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他也是江右王门第一个倡导在青原山主持讲学大会心学士子，后来青原山盛名之下，很多余姚派弟子也纷纷来到青原山讲学，他为江右王门形成提供了基础；流传于江西的江右王学,在邹守益等人的努力下,最终成为王学最有力的继承者。他是东林书院建立者之一，万历五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因为父亲张文明去世，本应要按照祖制回家丁忧守孝，但是在李太后和万历皇帝的深情挽留之下，张居正夺情起复深受儒家思想的邹元标自然也对张居正的夺情行为非常不认同。于是他“抗疏切谏”，希望不要让张居正夺情。
因为邹元标在奏折里把张居正批的一无是处，“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在邹元标上疏之后，张居正非常生气，命人在朝廷上当了邹元标八十廷杖后又把邹元标“谪戍都匀卫”，将邹元标赶到当时荒蛮之地的贵州都匀。因为张居正夺情事件落得残疾，邹元标被谪戍了，张居正依然暗中派巡按御史暗杀邹元标，这个去暗杀的巡按御史在刚到镇远的时候，就暴死途中了。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在万历十一年()重新回到朝廷，并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回去之后的邹元标上书弹劾罢免了和张居正有关的礼部尚书徐学谟和南京礼部尚书张士佩；后来邹元标一直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直到天启年间；但是他在江苏无锡创立东林书院，确有着东林兴大明灭说法。东林党人皆苏浙士子，这群人要求别人要怎么忠君爱国，要求别人支持国家大义。但是轮到自己出血出力时却判若两人，在明王朝倾覆之际，将小团体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作为国家的主流阶级他们这个时候完全忘记了之前要求别人时提出的：“道德济世”。东林党人本身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东林党人以道德卫士自居，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很多东林党人入仕为官，很少有实质业绩，缺少大局观，不能容人，却以攻击同僚，放言高论，犯颜直谏而名震天下；自我感觉都是治世良臣，阉党是真小人。其实东林党是假君子，真小人，还天天圣人自居。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刚刚入阁，顾宪成就致书言:“近白辅相，以模棱为工，贤否隗淆。”对叶向高提出了希望和警告”，叶向高入阁后，党争在万历三十八年()时激化，焦点集中在李三才身上；李三才为淮扬巡抚，在淮十三年，而其人阔大自喜，不修边幅，以此又有秽声。顾宪成曾致书叶向高，大力推荐李三才入阁中；可是李三才杜门不出，职务瘫痪，党争四起，不得已，只能在万历四十二年归乡六年。明熹宗登基之初，东林党人仗着自己的拥立之功，立即借助“红丸案”向寺的李可灼发起弹劾，意欲将首辅方拉下马。甚至于，给事中惠世扬还拼凑了方从哲的十大罪状。早已身心疲惫的方从哲更坚定了自己的去意，屡屡向明熹宗请辞，说啥也不干了。而朱木匠在东林党的怂恿下，天启元年重新起用叶向高，阉党之争更加激烈。努力从中调停无济于事，天启元年辽东日紧，外忧内患，天启四年，叶向高请辞，叶向高和邹元标交好，邹元标死于天启四年。邹元标门生很多，在庐陵最有名三个曾同亨，刘同升，李邦华，他们三个我们后文会讲。吉安泰和人欧阳德嘉靖二年（１５２３）进士，授六安知州的官职，迁刑部员外郎，改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南京国子司业，南京尚宝司卿，转太仆寺少卿；不久出为南京鸿胪寺卿。后迁南京太常寺卿。不久又召为太常卿，掌祭酒事。升礼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后召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卒后赠太子少保，溢文庄。
欧阳德受业于王守仁，与邹守益在江右王门中以信守师说著称；当一些学者视王守仁“致良知”说为禅学时，他奋起护卫，宣称“致良知”说为“正学”；欧阳德曾建龙津书院，奖掖后进；居家则以讲学为事，常常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讲论，从学者甚众，“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尝与聂豹、徐阶、程文德等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讲论“致良知”说，赴者五千人，而欧阳德以“宿学”居显位。其为人敢于“谠言正论”，不避权贵，临危不惧。他服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并以此重新解释《大学》“格物致知”的义旨，而泰和人胡直是欧阳德的门生。欧阳德和张治还是嘉靖二十九年会试主考官。欧阳德有一个很有名门生叫李春芳，做过内阁首辅李春芳作为心学后学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他也是和张居正同科的状元。年在万安县出土欧阳德墓，碑文中欧阳德名字及“南京太常寺卿、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太子少保”等官职记载文字确凿，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与墓型制相印证，可确定为明著名思想家欧阳德之墓。据当地群众介绍，墓前原陈立有文武俑、兽俑。欧阳德为何葬于距泰和蜀江洲家乡数十里之遥的万安韶口，尚属历史之谜。谈谈胡直，胡直是罗洪先的学生，邹元标曾在胡直中进士时跟随胡直游览各地，胡直也是江右王门代表人物，明泰和县人。嘉靖进士。初授比部主事，出为湖广佥事，领湖北道。晋四川参议。寻以副使督其学政，请告归。诏起湖广督学，移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起福建按察使。直少骀荡，好古文词。年二十六，始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问学，得“立志”之教，为学方向转向心性修养。年三十一，又拜罗洪先为师，罗授之以“主静无欲”之教。不久，又从陈大伦、邓鲁等人学道与学禅。直将自己学禅静坐的心理体验，“印诸子思上下察、孟子万物皆备、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陆子宇宙即是吾心”，认为“靡不合旨。于是提出“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心造天地万物”的观点。他著《胡子衡齐》，胡适评价很高。相传胡直因为咳血症，夜多不寐，先后学习道家和佛家理论寻找解决的途径，只是学习道家思想没有得到改善，但是佛教的休心、去除杂念，探求本性的禅坐工夫，则给了他希望，不仅病情有所改善，而且顿悟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思想。他说:“洞见天地万物，皆吾性体。喟然叹曰，予乃知天地万物非外也，而十余年之火症向愈，夜寝能寐。”胡直这次学禅的经历，虽然最初目的旨在解决身体健康状况，然而对于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胡直有个泰和学生叫郭子章，隆庆二年()，省试下第的郭子章来到求仁书院，拜胡直为师，子章时年26岁。隆庆五年（）考中进士，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福建左布政、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直对郭子章教导道:“圣学始于求仁，而求仁要在无欲，语学至于无欲，克伐怨欲不行不得为仁，有所恐惧，忧患忿愤，好乐则心不在，有所未无不行，未尽无何以名仁。孟子论，养心在寡欲，养浩然之气在无害，故曰无适无莫君子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圣人也。”郭子章一大贡献就是参与净居寺修复，记录并参与当时青原山的讲学。
吉安泰和人罗钦顺，罗璟称呼罗钦顺为族侄，但是罗钦顺并非罗子理后人，但是仕途却得到了罗璟的相助，罗钦顺三兄弟都是进士，人称泰和三凤，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父罗用俊,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罗钦顺弘治五年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该科共举进士人。他是江右大儒，家族举人特多。他是泰和罗氏一个杰出代表。罗钦顺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曾经偶遇一老僧，问其“怎么才能成佛？”那老僧以禅语答说：“佛在庭前柏树子”。他和严嵩境遇相似，他也是在刘瑾被诛杀后，罗钦顺又返朝为官。正德十六年转北京吏部左侍郎，同年武宗皇帝驾崩后，罗钦顺受命编纂《武宗实录》，明嘉靖二年回家守孝。明朝嘉靖六年时“大礼”议起，张璁、桂萼以片纸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他耻与同列，六十三岁的他原本要被召回，却告老还乡，居家二十余年，专心研究，著作有《困知记》等，罗钦顺神道碑上的铭文是由严嵩所撰，他和严嵩关系也不错，严嵩高祖严孟衡有清名，和杨士奇等泰和士子素有交往，罗璟继承杨士奇政治恩惠，罗璟又护佑了同族罗钦顺等，罗钦顺和早期严嵩交往也是自然。
雍正二年，罗钦顺得以从祀孔庙，他是公认大儒，生前写过不少关于庐陵祠堂序文，他认为，宋以来的“心学”这一点与佛禅相似，都是“局于内而遗于外”，忽视对外在的事物之理的追求。罗钦顺的《困知记》是先传至韩国而流传于朝鲜时代，再由朝鲜传至日本，流传于德川时代，深深影响朝鲜时代与德川时代的朱子学。藉由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三位朱子学者对罗钦顺思想的受容，显示罗钦顺的“理气为一物”也对日本朱子学者产生偌大的影响。罗顺钦曾写《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万安在吉之上游称望邑，其俗尊礼教尚儒雅诗书之诵，习科第之奋兴，岁以益盛，其长才伟器出为时用；以文章政事闻天下者，盖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灵而渐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学校者也。儒学在县治东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遗址创建景泰间尝撤其旧而一新之，迄今久亦渐敝矣，义乌虞侯守愚以癸未进士治优，嘉鱼更令兹邑，初至竭庙退而周览学宫，谓失今不修将来工费必倍。遂慨然以为已责，方随事区画有言邑富民彭南龄可任者召而谕之，闻命跃然即输白金二百，以为助侯大悦亟以书。白於提学监司郡守皆报如议，乃卜日兴事择义官朱廷望周轸督工，殿堂斋庑门庭廨舍泮池射圃，乡贤之祠题名之阁，以及於周垣通道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坚壮，更破缺为完整化残败为鲜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实岁丙成之季秋也。教谕毛君鹄等相与谋，欲请余文以纪成，绩顾惟平日诚亦尝窃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学育才为第一义。盖将俾百千万世永有赖焉，与造化相为无穷者也。学校之教大抵先经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诸子百家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博观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归而定夫取舍之极务明，其体以适诸用是惟圣祖建学育才之大旨也。列圣相承所以惇崇而风厉之者，无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来士有定志，庠序有正业，异端邪说举无所入乎，其间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广公卿百执事之选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屡得其人而显收其效矣。然士之进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轻重之分，有所未察则其所汲汲焉者。鲜不在於记诵词章体之弗明，弗暇计也岂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从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为学，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元妙巧立宗旨而妄议先儒又岂非所谓智者过之已。乎夫学以知言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数先生断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显，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见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说而欲求至於孔孟与希升堂而闭之门者有以异乎，亦多见其惑矣呜呼，世道之隆污鲜不由於学术，而吾人之所谓学其不及者如彼过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讲之乎，虞侯之令万安通敏慈祥政教兼举方与谕训诸君日励诸生俾从事於正学期於知类通達强立不反有以踵贤躅而应时需此其意良厚非徒兴修之绩为可纪也，诸君子尚思国家之所以教益自毖，懋以无负贤大夫之所期待者哉。”罗钦顺曾写过《游青原山》：“朝访名山露未曦，翠岚浮动欲侵衣。坡头路转松阴合，陇上人闲豆荚肥。泉响遥闻心已净，寺门初到梦先飞。从来剩有烟霞癖，争奈行藏与愿违。”徐阶和江右学派关系紧密，很长时间和王门弟子紧紧抱团，最后用非常手段打倒了新余人严嵩，在《大明权利场》一书中有句话，“江右团体不是思想团体而是一股政治团体”，晚年严嵩其实在庐陵不怎么受欢迎，南北士子的对立更不可能通过他来调和，虽然很多人对他进行劝诫，由于过分恋权，最终落得这般结局；至于后来张居正专权被朱衡，邹元标，安福人傅应祯这些吉安人等反对过，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朱衡，字士南，庐陵万安五丰人。万安是庐陵下治一个县，在宋时无数文人留下足迹，宋戴复古有诗云《万安县芙蓉峰》：“凌空杰阁为谁开，隔岸芙蓉不用栽。今古相传彩云现，江山曾识大苏来。酒边歌舞共一笑，客里登临能几回。翠浪玉虹从此去，明朝人在郁孤台。”或者是年元军押文天祥从广州转赣水，经过万安，写下这首《过万安县》：“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
举世更无巡远死，当年谁道甫申生。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皇恐声。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三惠寺在万安县良口，今天在万安武术，重建后称观音庙，又称太后庙，宋嘉定时建文天祥起兵勤王次寺内大书都督行府于门一夜雷电交作，晨见府字涂抹止存都督行三字，丞相遂口勒兵他处，次日元兵突至。更早时，赣州的江西提点刑狱辛弃族经过造口时，回忆起这段历史悲剧，触景生情，感受颇深，诗兴大发，写了《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深山闻鹧鸪。”万历四十二年，明朝葡萄牙人侵占澳门，万安人张鸣岗曾是两广总督，参与到澳门是否驱逐葡萄牙人事件当中，万安在明朝论人才差泰和不是一点半点，稍微能提及只有刘广衡、刘孜、刘玉、郭宗皋、刘土祯等，其中刘广衡子刘乔，刘乔子刘玉。“刘广衡字克平，万安人永乐末进士，正统间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积粟数百万督治陂塘为旱涝备。景泰初历左副都御史镇守陕西，请遇灾伤毋俟勘报即除其赋，庶有司不得借复核阴行科率从之已，兼抚福建浙江，议创寿宁县于官台山以清盗窟讨平处州贼，居官以廉节称终刑部尚书。”“刘乔字述宪，广衡子，成化进士擢监察御史，按畿内八郡，独持风裁历湖广右布政，廉明益着因奉命祀南岳卒。”“刘玉字咸栗万安人，弘治进士授辉县知县，发粟赈饥奏蠲虚税复，业者千家。擢御史初，孙伯坚金琦王宁皆以传奉得官已，又以指挥胡震为都指挥，玉抗疏言传奉不已，继之内批大累圣德乞皆罢之不纳。武宗即位甫四月灾异迭见，玉陈修省六事，刘健谢迁罢玉，驰疏言刘瑾等佞幸小臣巧戏弄投陛下一笑顾谗邪。而弃辅臣此乱危，所自起乞置瑾等于理仍留，健迁辅政不报遂引疾归后，瑾榜玉奸党复诬构之罚输粟塞下者三，最后逮系诏狱削籍放归。瑾诛起河南佥事迁福建副使，召为大理少卿，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庆，玉以舟师赴援，事定改抚郧阳。世宗即位进右副都御史，历刑部左右侍郎，初偕九卿争兴献帝，不宜称皇。又偕廷臣伏阙哭争以大臣，不罪六年秋坐李福达狱削籍卒于家。玉所居仅庇风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论着，隆庆初赠刑部尚书，谥端毅子悫南京工部右侍郎历官亦有声”“刘之先河南祥符人，其远祖有曰功甫者，仕宋为江西万安丞，子孙因家焉，公讳广衡字克平，曾祖仁一祖昭年父俊英俱业儒不仕，祖父以公贵累赠资善大夫刑部尚书，祖妣郑氏妣欧阳氏累赠夫人，公自幼颖敏在丑夷中卓异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难，诸弟幼弱公与兄广泰综理家务家，遂以振闾里莫不嘉羡曰刘氏有子矣洎长，入邑庠授易于乡先生翰林检讨宋琮，永乐庚子遂领江西乡荐益肆力于学登甲辰进士第。”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万安刘广衡的恩师是被朱元璋杀害的状元宋琮，前面提到宋琮泰和人，杨士奇师兄，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他和萧维祯是于谦和王文等的主审官。朱衡是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嘉靖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嘉靖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隆庆元年，加太子少保。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江右王门心学最盛的时期，他是罗洪先老乡同僚好友，当年朱衡担任山东布政史时和罗一起治理过黄河改道，泰山修过孔子登临处牌坊，高拱召朱衡修昭陵，朱衡三朝元老。直到张居正专权时才去官，虽然他不是王门弟子，但是当时庐陵心学盛行，朱衡和他们交际很多，关系也不错。
朱衡也是名臣海瑞的恩人和贵人，是他发现了海瑞，这也就是海瑞和胡宗宪闹腾时一度要将海瑞任命为兴国县令的原因，虽然这个任命最后没成功，王世贞曾写给万安朱衡的诗《送大司空万安朱公进太保驰驿南归》：“胼手曾扶大陆沈，锡圭功似禹年深。三朝汉省尚书履，一诏疏家太傅金。谏漆转扬明主德，悬车谁识老臣心。遥应绿野城南地，不改芙蓉碧万寻。”嘉靖三十七年，海瑞被提拔为浙江淳安知县，这对举人来说简直是断崖式提拔，从科级干部直接提拔为主政一方的县长，究其原因，除了海瑞这两年干的确实不错之外，还有就是有人赏识，赏识他的人是福建学政朱衡。朱衡十分欣赏海瑞的铮铮傲骨，见到省长不跪，见到御史也不跪，有胆识。在朱衡的帮助下，海瑞被保送通关了。来到一个新的舞台之后，他瞄准了更大的对手，这个人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东南总督胡宗宪。刚到淳安的海瑞立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丈量田亩，整肃吏治。一时间淳安县上下鸡鸣狗跳。
嘉靖三十四年（），海瑞被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赴任北京。这两次官职变动都是朱衡对海瑞的及时“保护”。除与生母之外，海瑞与朱衡感情最笃，朱衡是海瑞在明嘉靖三十二年（）任福建南平教谕的上司——福建提学副使，因海瑞谨守朝廷礼法，只对上官作揖不跪而受其赏识。“衡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这与海瑞的性格颇为相像；朱衡正是看中了海瑞善于理财规划的能力且以家国为重的品质，才让他出任户部主事的；不过，因为在京中任职，更有机会能发现最高决策如何导致基层施政困难的弊端，于是，海瑞不再以司法决疑来进行局部“救弊”，而是不顾君臣之“体”采釜底抽薪之法，于明嘉靖四十五年（）上《治安疏》大骂嘉靖皇帝昏聩无道，致弊端重重，体面不存。幸而未被处死，在狱中不到一年就因隆庆登基获释，于隆庆四年（）升任应天巡抚。海瑞苦读多年，只考中举人；能够步入政坛，主要依赖两个人，一是朱衡，二是时任内阁首辅徐阶，海瑞的升迁都归功于他们。在那个时期朱衡和徐阶关系不差，徐阶死后，墓志甚至可以看到朱衡的名字。明朝嘉靖末年、隆庆初年的内阁首辅徐阶对海瑞是很有恩的，若不是徐阶，海瑞只怕早被严嵩给干掉了。海瑞并没有斗倒严嵩，徐阶却是实实在在把严嵩一党彻底打倒。此后，是徐阶掌权后把海瑞提拔到中央担任六品户部主事，海瑞上书骂皇帝修道，嘉靖皇帝要杀他，是徐阶替他开脱分辨，留下他一条命。嘉靖皇帝死后，又是徐阶把海瑞提拔为正五品大理寺丞、正四品的都察院佥都御史，成为了帝国高级官员。后来海瑞帮助徐阶轰走了高拱，徐阶更是满意，虽然海瑞不是为了徐阶而斗高拱，从海瑞那里尝到甜头的徐阶，他继续提拔海瑞，又让他当历任南京通政司右通判。而等到隆庆三年（），海瑞更被任命为应天（南京）巡抚。海瑞疏通江河，督促婚嫁，禁止溺杀婴孩。他严打贪赃，整顿治内的驿站。最后一件事情要复杂得多，那就是整顿土地。明朝中后期的大户兼并土地非常严重，很多小户人家田地被夺走，失去谋生的手段。海瑞对此非常愤恨，他在衙门张榜公布，对那些恃强凌弱，夺人土地的地方豪强，海瑞严厉打击，责令他们把强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然而，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是他的救命恩人徐阶。早已对徐阶虎视眈眈的高拱，高拱大力支持海瑞，并且严厉斥责徐阶这种贪婪敛财，不顾朝廷体面的行为。海瑞得到鼓励，逮捕了徐阶的弟弟徐陟。徐阶本已方寸大乱，儿子被抓，家产被抄，直到隆庆五年向高拱认输，才勉强保存了晚年的体面。海瑞被高拱当枪整倒徐阶之后，继续谆谆不倦地抑富济贫，渐渐得罪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隆庆元年海瑞帮着徐阶骂他的情形还在高拱脑海中。所以，高拱把海瑞调离了应天巡抚，调到了南京户部的闲职上。海瑞在隆庆五年（）辞职，回到了海南老家。话说在严嵩跌倒时，海瑞曾奉旨来到严嵩故乡探察时，并在严妻老家防里村写下这幅对联“北来见懿昭聆眼闲看门上莠，南行怀召杜芳心犹恋县前花”，有人说这幅对联指严嵩的文采文接南北，笔者认为这幅指出严嵩倒台根本原因，在明朝科举最为兴盛莫过于姑苏，江浙和江右，江右以庐陵最盛，但是严嵩自身并未把自己纳入到庐陵士子团体，他还和姑苏，江浙士子关系变的对立，在南北士子矛盾激化的明朝，他不但没有调和南北士子矛盾，他还一度选择吸收北方士子，对抗和他矛盾南方士子，最后万安朱衡举荐的海瑞和他曾经培养徐阶纷纷给他补刀，留下一个千古奸臣的恶名。《道南源委》是朱衡奉旨编写的，不是个人留给后人的作品，朱衡姓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朱熹后人。明代理学，自中期王学兴起以来，其学风为之一变，由原来尊信朱学转向崇尚王学。思想界“厌常喜新”的学术风气，而他所说的“常”和“新”，实际上是指两种理学思想。所谓“新”，是指王守仁“唱其新说”之“新”，即王守仁的心学，所谓“常”，是指与王学相对立的朱学。因为自明初确立朱学的统治以来，朱学已经成为科举士子皆学、皆知，必学、必知的“常说”了。这种“常说”与“新说"的对立，以及“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学术风气，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风会之变”的历史事实，即明代理学由前期的尊朱向崇王转变的现实。然而，理学风气的转向并没有改变朱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朱学传注仍然是封建国家科举取士的经典依据，而且还表现在官方的学术史研究中仍然以弘扬程朱理学为旨归。嘉靖年间，朝廷命官朱衡所编纂的《道南源委》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道南源委》的成书《道南源委》一书系明朱衡所编。按朱衡于嘉靖十一年()中进士，旋，历知尤溪、婺源，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明史》本纪)。“视学闽中”，是指他“出为福建捉学副使”一事。此后，他累官山东布政使,
嘉靖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可见，他“视学闽中”当在嘉靖十一年以后而累官山东布政使之前。这正是王学风靡天下，广为盛行之时，而朱衡却于此时以朝廷提学副使的身份，“视学闽中”。“道南”一语，是程颗对其门人杨时南归时的临别赞语；“道南原委者，取程子送龟山宫“吾道南矣”之义。据说，杨时(-，字中立，成语程门立雪的主人公，号龟山，北宋福建将乐人)曾于神宗熙宁九年()由福建赴河南颖昌，“以师礼谒见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日:‘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日:‘吾道南矣!’杨时本为程门高弟，程颢的得意门人；所谓“吾道南矣”，意即伊格之学因杨时返闽而在南方有了传人。因此，朱衡《道南源委》一书，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记述伊洛之学在闽中的传衍以及闽学自宋及明的渊源流变的情况。可见，该书所记述若确实以朱门为大宗，而以表彰明代朱学传人为重点。随管王学的崛起，理学内部又有朱学与王学之争。这是朱陆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朱衡生活的年代正是王学盛行而朱学与王学的对江和论争敌化的时期。王守仁提出“朱子晚年定论”，贬朱扬陆，标榜心学，而宗朱者陈建作《学都通辨》，为朱学骈诬，维护其道统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事件正发生在朱衡“出为福建提学副使”前后。普遍认为胡宪、刘勉之学有所投受，虽不名一师，但胡宪曾问学于谯定，又从共伯父胡安国学，刘勉之既问学于谯定，又“请业”于刘安世。朱张与胡、刘、李三予的师承关系又有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朱熹“得道”始于刘勉之，而从学于胡宪的时间最长；至于朱熹的学风由重“理”转向“分殊”，则要归功于李侗的点拨、指教。总之，胡、刘、李在续闽中伊洛之传方面，同属不可忽视的关键入物；关于林光朝在重振闽中南宋洛学的地位，该林光朝师事吴中陆子正，子正又从二程门人尹婷学，故其学可上溯二程，为二程的三传弟子。至于他的续伊洛之传中的地位，系闽中伊洛之传的关键人物，有重振南宋洛学中微之功，故有“闽之洛学，公其宗也”
之说，林光朝之所以成为“朱、张未起”之前，闽中洛学之宗，是与其学有传人分不开的。杨时与游酢、王章，他们均为程门高弟。杨时是闽中洛学的首传者，开“道南”之先，创道南学派，因胡安国虽非二程之及门弟子，但却是南宋初私淑洛学之大成者。史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械、吕祖谦，均为其再传弟子。“道南”始于程门高弟杨时，此其“源”，自杨时而下，一传为罗从彦，二传为李侗，三传为朱熹，此其“委”。他们一脉相承，构成“道南源委”的主线。卷一，主要记述闽中的程门弟子、私淑以及与他们同时的其他理学传人，如杨时、游酢、王苹、胡安国、方元采、李复、邹清、吴仪、幸望之等，而以杨时为之冠;卷二，主要记述闽中的杨时门人、再传以及“道南”的其他传人，如罗从彦、黄锾、李吕、陈渊、李侗、朱震、游烈、刘子翠、林光朝等，而以罗从彦为之冠，李侗次其后;卷三、四，主要记述朱熹及其闽中的门人、后学，如朱熹、蔡元定、黄斡、陈淳、廖德明、真德秀等，而以朱熟为之冠，卷五、六，主要记述元、明时期闽中的程朱理学传入，而以朱学传人为大宗，如元代的欧阳侥、韩信同、黄镇成、黄清老，明代的邹文慧、陈道潜、陈真晟、黄仲昭、周瑛、宋端仪和蔡清等。自杨时开创道南学派，一传至罗从彦，二传至李侗，三传至朱熹。他们均为道南学派的正传入物。关于他们的师承学统关系，该书也都分别加以论述。尽管胡安国非二程及门，然其学深得理学经典.之要旨，而其所传则不失为伊洛之正脉，故该书本传对他在南宋洛学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全祖望之所以充分肯定胡安国在“昌明洛学”方面的功绩，是与朱熹、张械、吕祖谦“皆其再传”有关。从该书提供的史实来看，朱熹、吕祖谦都曾师事胡安国之侄子胡宪，而胡宪又从其伯父学，张械曾师事胡安国之子胡宏，而胡宏又“卒传其父之学”。可见，朱、张、吕三子均为胡安国之再传弟子，而上述三子，史称“东南三贤”，他们在南宋理学史上各有所建树。朱熹是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张試是南宋湖湘学统的奠基者，吕祖谦则是以“中原文献之统”著称的婺学代表人物。朱熹学有渊源，师承有自。除上面已提到的李侗外，该书还提到胡宪、刘勉之两人，并为之立传胡宪，字原仲，刘勉之，字致中。朱熹师李侗，李侗师罗从彦，罗从彦师杨时，而杨时则师二程。循流溯源，他们同宗二程。从学统看，他们虽各有所授受，然“得伊洛之传”则是相同的。除道南学派外，闽中还有其他伊洛传人；首推游酢、王苹和胡安国；游酢、王苹，他们与杨时同为程门高弟。游酢在程门中有“鼎足谢(良佐)、杨(时)”之称，深为二程所赏识。游酢、王苹均学有师承，为程门高弟。然而，他们在续伊洛之传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语焉不详。这是因为游酢后继乏人，故其学不昌王苹则有开启后来陆学先河之嫌，故不能视为伊洛之正脉。崇祯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举行过科举。崇祯元年（），状元是刘若宰，南直隶安庆府怀宁人，一作潜山人。崇祯四年（）状元是陈于泰，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崇祯七年（）状元是刘理顺，河南杞县人；崇祯十年（）状元是刘同升，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崇祯十三年（）状元是魏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十六年（）状元是杨廷鉴，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人。大明后期庐陵科举并无优势，聊聊刘同升，因为他是状元，刘同升字晋卿，又字孝则，江西吉水人。五十一岁刘同升成了明朝崇祯十年的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其父刘应秋探花出身，刘应秋是万历十一年的探花，与大剧作家汤显祖是同年进士，两人曾同朝为官，意气相投，久而久之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汤显祖把小女儿詹秀许给了探花之子刘同升。刘同升，师同里邹元标，也是心学后辈。崇祯十年，殿试第一；庄烈帝问年几何，对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次年，杨嗣昌“夺情”仪或母亡不回家悼丧尽孝)入宫，刘同升入翰林第二年，便因"抗疏而获罪。此事的起因，在杨嗣昌身上。杨嗣昌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此人刚劲，文笔好，有才,博涉文籍，于军事也有极高造诣。多事之秋，崇祯帝求才若渴，对杨嗣昌极为器重。杨嗣昌老父、继母相继病死，崇祯帝诏令“夺情”，没让他在家服丧，起用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四正六偶十面网”等围
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的方案,虽未奏效，但仍使得崇祯帝认为此人不凡。杨嗣昌又力主与金人讲和、互市，试图腾出兵力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给事中何楷等上疏弹劾，认为此举不妥，崇祯帝没有理睬。崇祯十一年六月，改任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何楷等人见杨嗣昌进了内阁，参预机务,更加不满，借"夺情不合礼法为名，上疏谏争，要杨嗣昌回家服丧。崇祯帝驳回谏疏。刘同升也对杨嗣昌的所作所为不满，也希望他回家去，见何楷等人的谏疏被驳回，遂再次上疏谏争。崇祯帝已驳回何楷等人的谏疏，再上疏谏争，便是“抗疏"。故龙颜大怒，何楷、林兰友、黄道周等联名上疏反杨不成，且被皇上治罪。把刘同升贬为福建按察司知事，赶出京师。按察司是省的司法机构,知事是按察司长官按察使的属吏。刘同升托病未到任，回到吉水老家。明崇祯十六年（）,经朝廷各官屡次荐举,崇祯皇帝正待重用刘同升，但京师沦陷，崇祯就吊死于煤山；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以原职召回刘同升，入朝共商国事,但刘同升不肯前往。清顺治元年（）五月，南京失陷，福王被俘，江西也难保。刘同升携家人前往福建投靠唐王朱聿键。他安顿妻儿后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又遇原兵部职方主事杨廷麟，二人决定一同招募士卒,分两路起兵抗清。杨向赣州方向进发,刘同升暂驻守在于都，被唐王封为国子监祭酒。不久，刘同升被形势所迫又入赣州，与杨廷麟一起筹措军饷，统兵北上，攻取吉安、临江等地。唐王又提携刘同升为詹事府詹事兼兵部左侍郎。这时，刘同升已身患重病，衰弱不支。但他每日仍与士大夫宣讲忠孝大节，激励他们的斗志，闻者无不感奋；十二月，刘同升终因劳累过度，因病猝死于赣州，享年59岁,赠东阁大学士，封为文忠谥号。
李邦华，字孟暗，吉水人。邦华自幼研替科举制文外，学术思想颇受其父李廷谏之启迪。李廷谏学宗江右王门，尝云：“天下岂有现成良知？今人直说得本体，干干净净，乃利欲攻取，败名丧德，不知所知何物？镜自有光，尘垢翳之，不务刮磨，而曰镜不受翳，吾不信也”。他传授给邦华的家学，便是以此为依归。万历二十二年入县学成生员，李邦华考入县学成秀才后，正式拜邹元标为师，他在《依仁会纪小引》中道：“余弱冠以文字辱知郡邑督学，有声。时先师邹忠介里居授徒讲学，呼余一见，与语，輒奇之。余实无所知，初未敢望门墙，以师接引谆切，则执贽修弟子礼。次年暮春，元标讲学于龙华古刹，时大雨如注，浃月不休，二参全空。余心有所思，闻师语不甚应。师日：有所思乎？余对日：思此万户嗷嗷待哺，麦秋今雨如此，何以聊生？师喟然日：此即仁者万物一体之心也，子扩而充之于学，何所不至。”
钱谦益称李邦华:”“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已任，讲实学、峙实用、办实心、干实事”。邹元标勉励李邦华：“今得吾弟继起，又不但栋一邑矣。虽然，欲栋斯世者，必有本末，德者本也，明德者学也。学必有砥柱气骨，而后可以回末俗；必有凤毛麟趾至性，必有鑽坚贯的决志，而后可以窥阃奥」。元标殷切期盼高足能持续进德修业、淬励节操，以力挽狂澜末俗，拯济苦难苍生”。此际尚另有一位乡长，也是邦华师法的对象，据钱谦益言：“江西有二儒者，日：邹忠介公元标、曾恭端公同亨。邹公识公（李邦华）于诸生，勖以万物一体之学。既登第，谒曾公南太宰署中，曾公明灯促席，极论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运，日：吾老矣！一腔报国微忱，举付吾子。公学术原委得之二公为多。”曾同亨，字于野，吉水县人，受胡直影响很大，后为云南布政使。曾同亨考取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授职为刑部主事。改任礼部，调任吏部文选主事。那个时候也是严嵩最不得人心时候，曾同亨是吉水十里九布政之一。万历初年，曾同亨出任大理少卿。历任顺天府尹，任右副都御史管辖贵州。御史刘台触犯了张居正。曾同亨是刘台的姐夫，给事中陈三谟想将他们一起驱逐，上奏曾同亨羸弱不胜职。诏令调他到南京，于是称病回乡。万历九年()，京城考核纠察官，给事中秦灿、御史钱岱等人又秉承张居正旨意，列上曾同亨的姓名。张居正勒令他休息。我们知道万历五年邹元标曾经反对张居正夺情，惹怒张居正。朱衡也和张居正屡次冲突，最后曾同亨在万历二年归乡。李邦华万历三十一年和其父同时中举人，次年李邦华中进士，立刻接到元标勉励的来函。因为胡直是罗洪先弟子，邹元标又是胡直弟子，所以李邦华就成了江右学派四传弟子。万历四十四年（），李邦华称病回乡。当时一群小人都在竭力排挤东林，把邹元标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是同乡师友关系第二年，根据年限规定就把李邦华调出，让他去做山东参议。他的父亲李廷谏当时任南京刑部郎中，也被罢官回家了。李邦华于是就推辞生病，没有去赴任。天启元年()，李邦华起复原任，前往整顿易州兵备。第二年，他升为光禄少卿后，回家看望父亲去了。四月，朝廷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让他去接替毕自严巡抚天津。不久李邦华升任兵部右侍郎后，又返回家乡探望父亲。天启四年春天邦华抵达京师，阉党大吵大闹，说枢辅孙承宗在万寿节来朝见皇上时将要“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事实上是李邦华引他来的。熹宗皇帝立刻勒令孙承宗返回驻地，李邦华自己请病假回去了。第二年秋天，阉党弹劾并削除了邦华的官籍。崇祯中期，邦华长期赋闻在里，于是重拾旧籍，一心向学。崇祯九年（），他在“郡城辟馆，颜曰依仁。四方来学，敷析名理，令人畅怀而去”。《依仁会纪小引》记载：“今老矣！世道人心江河日逝，杜门塞兑，时虞召侮。所自恃者，以屋漏为严师，梦寐为畏友，庸德庸言为藩篱。夫大道不外当身，日用罔非性体。审问明办，诚未可离群而索居；慎思笃行，在乎密证而默成。所愿诸友深究依仁之旨，勿袭会讲之迹，则今日此馆直可继往而俟来。吾乡先辈以此事为家常荼饭，然实实各有体认，匪借口耳。”崇祯十二年()四月，邦华复起，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确定军营编制，裁减不必需的将官，合并原先分设的部队。可是不久邦华因为给父亲守丧离去了。崇祯十五年()冬季，邦华起复故官，掌管南方都察院的事务，不久接替刘宗周当了左都御史。崇祯十六年邦华北上就任左都御史时，已知前途惟艰，及至十七年初，南迁之议确定不行，他犹存守城待援最后一丝奢望。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攻下了山西。邦华秘密上书请求崇祯帝固守京师，同时仿照永乐年间的旧例，让太子到南都监国。过几天没得到回复，邦华又请求把定王、永王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让他们拱护两京。崇祯帝收到奏疏后动了心，绕着大殿行走，一边读一边感叹，打算按他讲的办。恰好这时崇祯帝召见群臣，中允李明睿上书说南迁为好，给事中光时亨检举他号召别人，泄漏了机密。崇祯帝说：“国君为国家而死是本分，朕已经打定这个主意了。”于是崇祯帝拒绝考虑李邦华的办法。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前锋部队已抵北京城下，“公（李邦华）至内阁，请发帑城守，通州（魏藻德）笑语姑待。公唾其面，顿足而出.褚铛蒙蔽，但恐士大夫见之，不令上城。公率诸御史上城，矢石交下，犹然军容使故态也。乃遣家人归永诀。
李邦华至此已对守城绝望。十六日，贼破外城，移寓吉安馆文山祠，烹上所赐豕，滴酒告文山，题诗矢志”°李邦华〈告文文山丞相矢志〉诗云：“空将腔血洒燕京，死事何如成事人；帝陋唐元真圣主，谁为伯纪泣孤臣。忠良雪涕难分任，婴白伤心共一身；信国斯文谁领取，仁山千载协嶙峋。文山是吉安的地标，邦华师承既无亡国殉节之痛，便上溯乡里先烈，直接延续”信国斯文”。三月十八日夜，李邦华赴大内见皇帝，大门紧紧关闭，进不去；归途遇吴磊斋（麟征），握手挥涕，誓以身殉；自持帛繁文山寝座楣梁，简册尽焚之，惟展《指南录》，一灯青荧，与死为期。《指南录》俘文天祥被俘后所着，诗文中道尽囚途之悲苦，以及坚贞不移之心志。李邦华从中应可体会，与其忍受当俘虏之屈辱和煎熬，不如早做决断，以免受尽凌辱，最终仍须以死明志。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登上城墙，皇宫内外失陷，此时的李邦华肃朝服，北面再拜，三揖文山云：“邦华，先生里人，今当国难，无可报君，惟有一死，与先生相从地下耳。取白缣书赞，结衣带间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誓死靡渝。遭国不造，空负良謨；临危授命，庶无愧吾”。李邦华写下衣带自赞后，又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怊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忠魂千载佑皇明之句；投笔起，举总宪印授家人，嘱曰：谨保此，归报少主；疏缴朝廷，毋为贼污；言讫，投缳而终。庐陵忠节祠的过往。江西人自古重名轻利，把名声看的高过利益，提到庐陵，我们首先想到，“一花五叶”的净居寺，杨万里的青原书院，宋理宗书名的白鹭洲书院，或者是杨万里墓，欧阳修墓，文天祥墓。我们先聊庐陵宋明两朝的忠节祠，话说正德五年时王阳明由贵州龙场的流放之人出任江西庐陵知县。而当时严嵩尚在家乡钤山堂勤奋读书。分宜与庐陵相距不远，当严嵩听说王阳明新任庐陵知县，当时来到庐陵拜访王阳明，文天祥墓，杨家祠堂，净居寺，青原书院，白鹭洲书院他也曾怀着崇拜忠义的心拜访过，只是不曾想过自己在会成为大明第一奸相，当然王阳明也都去过，当然王去一个原因是讲学。严嵩祭拜并作诗纪念，诗名《庐陵谒忠节祠》，诗云：“两间王气此诸公，万古香名祀一宫。人代纲常元未坠，侯邦章典故应崇。冠裳列宿辉光动，朝世沧桑运劫空。二百里来瞻庙貌，不堪庭木起秋风。”王阳明曾写《青原山次黄山谷韵》：“恣观历州郡，驱驰倦风埃名山，特乘暇林望盘纡，回云石缘欹迳，夏木深层隈仰；穷岚霏际，始靚台殿开衣传西竺，旧构遗唐宋。材松风溪溜急，湍响空山；哀妙香隐元洞，僧屋悬穹睚扳，依俨龙象陟降；临纬阶，飞泉泻灵；窦曲槛，连云榱，我来慨遗迹胜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传遍，中垓如何，皇极化反使，吾人猜剥阳幸未絕；生意存枯茭伤心，眼底事，莫负生前，盂烟霞有本性，山水乞归骸。崎岖羊肠坂车轮几倾，摧萧散麋鹿，伴涧谷终追陪，恬愉返直澹，閬寂辞喧隧至乐，发天籁丝竹，谢淫哇千古，自同调岂必时，代偕珍重:二三子兹游非偶来且从山叟宿勿受役夫摧东峰上烟月夜景方徘徊”而白鹭洲书院，刘应秋曾写《重建白鹭洲书院记》：“洲在郡治之东，踞江中流延袤数里状如游龙，青原神冈天瑞诸峰，左右拱挹入其抱，贛江合泸禾二水循涯而西。小者洄潘大者澎湃出乎舄履之下，居然郡中一形胜也。自宋江文忠公万里守郡以吉州为二程夫子过化之地，即洲建祠祀六君子创书院以居诸生，理宗嘉之赐额置山长於是洲名着称。”宋五公忠节祠是宋吉州知州李芾兴建的，祠内祭祀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周文忠公、杨文节公五位先贤。李芾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私交甚厚，文天祥赞扬他:“公有异政为百姓”，“颂声盈耳，和
气满城”。北宋文坛领袖、政治家欧阳修，历仕三朝，谥号文忠。北宋的徽、钦二帝被俘后的建炎三年，吉水人杨邦乂宁死不降，并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他年仅44岁被完颜宗弼下令割舌、剖腹取心而死。朝廷追封谥号忠襄。无心谋求富贵的胡铨，青原区人。南宋绍兴八年，他上书乞斩秦桧，后遭贬，谥号忠简，成了“江西千年以来脖子最硬的人”。永和镇的南宋益国公周必大官历四朝，宋孝宗称赞他:“道德文章、万世师表”，谥号文忠。明代吉安知府陈本增设文信国公天祥祭祀于祠内，以供后人祭拜。作为南宋末年反元一面旗帜，进祠并不奇怪。明初时期刘崧为官北平时就在北京建过文公祠，北京文公祠有这样记录：“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刘崧始建于教忠坊，今顺天府学之右，而作塑像焉。永乐六年，太常博士刘履节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于有司，岁以顺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谒公祠下，烛瞻祠宇，敝陋弗称，遵用诏旨，葺而新之”，后万历八年，清嘉庆五年，道光七年以至民国均有修葺。”历朝都设有帝王庙，但在明代朱元璋钦定帝王庙从祀宋臣中文天祥并不在列，直到雍正钦定帝王庙才加入了文天祥，并在明代从祀大臣中加入了杨士奇。明朝名臣于谦，家自于谦祖父就收有文天祥的画像，少年的于谦从小就对文天祥非常敬慕。正统进士叶盛的《于少保文山像赞》记载:“郎中张遂持文山像求题，像上有于少保赞辞。赞辞八十八字，全文照录如下:‘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上文又云:于公座侧，悬置此像，数十年，如一日。’”于谦赞扬文天祥的“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节操。在一次经过并州县豫让桥边时，写下《豫让桥怀古》:“豫让桥边策马过，当年意气未消磨。人臣报主宜如此，死不成功可奈何，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激情壮烈而又悲从中来。在《和何知州交趾死节韵》写道:“自缘忠义存心正，不惜从容就死难。衣间别有文山句，千载令人拭泪看。”文天祥在那个时代已经散发英雄光芒。明永乐十九年于谦同科进士刘球，官翰林侍讲，谏言麓川之失，忤逆明英宗的老师太监王振，结果刘球下诏狱后被马顺用刀剁成几块肢解而死，“顺深夜携一小校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颈断，体犹直。遂支解之，瘗狱户下。”代宗(景泰帝)即位后，刘球被赠官翰林学士，谥号忠愍。
于谦敬重刘球，无惧王振的暴行，曾作《刘侍讲画像赞》日:“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浣尘。古之君子，今之荩臣。才足以经邦济世,学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论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获乎天而不获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谓取义成仁者欤!”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教授赵永言奏请本朝代的刘球增入祠堂受后人祭祀。明英宗天顺年间，知府程宗又奏请朝廷降旨请李时勉入祠受后人祭祀。安福人李时勉他多次言事入狱，一次次死里逃生，人称“打不死的李时勉”，离世后谥号文毅。弘治年间，吉安府的知府张本上奏申请刘子辅增入祠堂。刘子辅字翊，庐陵金竹坑人，他是由太学生升任监察御史的，永乐年间升任广东布政使，随后又降职为交趾谅州知府，他爱民如子，敌人来犯谅州府，他带领全城军民抵御外敌，誓与城池共存亡。城破后，他携家小赴死，全城兵士百姓无一人投降。同年，御使王哲奏请朝廷批准进士钟同增入祠祀。“土木之变”后英宗被软禁于南宫，代宗废除了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位，遂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一年后代宗之子死了，钟同与吉水的廖庄、乐清的章纶先后上书重立英宗之子，代宗当即将钟、章二人打入诏狱。第二年八月，在南京为官的廖庄因母亲病逝，要到北京请假拿勘合回乡守孝，代宗想起去年之事，下令将廖庄刑杖八十不死，遂降职到甘肃当驿丞。还下令严刑拷打关在狱中的钟、章二人，结果钟同致死，章纶打残。“夺门之变”的英宗重新当上皇帝后，才把狱中的章纶放出，廖庄诏回。对于钟同，朝廷安顿其家属职位，并出资将其遗骸送往永丰祭葬。庐陵的“五忠一节”，加上明朝正统到弘治年间经申报朝廷先后批准的四位忠臣节士，此时入祀吉安府忠节祠共有十位忠贞贯日的名士先贤。景泰三年，韩雍被陈循推荐，巡抚江西，作为陈循的门生，曾参与忠节祠的修建，韩雍是成化朝的著名将领，一度平定广西“大藤峡”起义。明孝宗母亲纪妃和西厂汪直就是“大藤峡”之战的俘虏。正德五年王阳明担任庐陵知县，又对祭祀这十位先贤的忠节祠进行了重新修建，名臣周忱还为家乡忠节祠的重建向朝廷写了奏疏。庐陵是康氏家族集聚地之一，代表人物康克清，根据明朝的江西通志记载康王庙是纪念康保裔在抵抗辽兵牺牲后被封为“威济善利孚应英烈王”，后人尊称为康王。
明朝庐陵士子高产。根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明代江西共考中举人名，其中以吉安、南昌二府最多，共占全省的52.4%。江西甲科进士，无论是数量还是名次都名列前茅。洪武一朝共录六科进士名，江西就有名，位于浙江之后，居全国第二。在科举及第的江西人中，唐宋至明清，吉安科举进士以上多位。按现在苏州市所管辖的6县区（包括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等县市在内）计算，状元数中国第一，倘若就苏州的古名长州范畴推算，则出状元17人。不管怎么说，苏州乃名符其实的中国状元之乡，与苏州齐名的另一个中国状元之乡就是吉安了。吉安古称庐陵，宋至清代以来，共出状元17名，与长州所出的状元一样多，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巧合。因17人已经是一个惊人数字，比全国许多省份都要多。这17名状元是：宋朝的有何昌言、董德元、文天祥等3人；明朝的最多，共12人，为胡广、曾棨、萧时中、陈循、曾鹤龄、刘俨、彭时、彭教、罗
伦、曾彦、罗洪先、刘同升；清朝只有两位就不说了。其中曾彦为曾鹤龄从侄。在明一朝江西内阁首辅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刘一燝。其中前六位内阁首辅来自庐陵。建文二年至天顺八年的六朝录取进士名，江西约占五分之一，明朝内建文二年，永乐二年科举前三名居然都是吉安人！终明一代，江西共考中进士多名，庐陵一府居1/3。江西一甲的进士额一直与南直隶、浙江不分伯仲，遥遥领先于他省。状元府位于抚州市东乡区吴伯宗是明朝开科后第一个状元江，吴伯宗参加乡试，获得第一名，解元。翌年礼部会试又考中第二十四名，殿试终夺第一。洪武十五年（）初设殿阁学士，吴伯宗拜为武英殿大学士。第二年冬，其弟吴仲实在任三河知县时，因荐举不实获罪，吴伯宗受此牵连也降为检讨。次年夏，因朱元璋偶来造访，吴伯宗以非职掌，难以为答。朱元璋大怒。洪武十七年（）四月，被谪官云南，暴卒于途中，终年51岁，谥文庄。
在洪武三年至天启二年所开82科中，江西出状元17名，榜眼15名，探花21名。庐陵府自古到清末状元数18位，排第二，第一是苏州府，第三名是杭州府。明一朝庐陵府状元数12位，江西总共17位，庐陵府明一朝进士数位，湖南省明一朝进士数位。明一朝南昌府状元数才2位，苏州府才5位。太祖(洪武)时期举行会试6次;惠宗(建文)时期举行会试1次;太宗(永乐)时期举行会试8次;仁宗(洪熙)时期未举行会试(仁宗在位十个月);宣宗(宣德)时期举行会试3次;英宗(正统)时期举行会试5次;代宗(景泰)时期举行会试2次;英宗(天顺)时期举行会试4次，其中天顺七年由于春闱失火，八月再次举行会试;宪宗(成化)时期举行会试8次;孝宗(弘治)时期举行会试6次:武宗(正德)时期举行会试5次;世宗(嘉靖)时期举行会试15次;穆宗(隆庆)时期举行会试2次;神宗(万历)时期举行会试16次;光宗(泰昌)时期未举行会试(光宗在位仅一个月);熹宗(天启)时期举行会试2年;思宗(崇祯)时期举行会试6次。按照每次会试共2名主考官计算，89次会试，应有主考官人次。这是明朝会试正副主考官目录，你会发现从明朝建立到成化朝出现大量吉安籍考官吉水解缙，邹缉，周述，钱习礼，泰和杨士奇，梁潜，王直，陈循，尹直安福彭时，彭华，永新刘定之，吉安县陈文，新干金幼孜（明朝新干不属于吉安府）往后只有欧阳德，尹台。通过主考官籍贯变化可以看出吉安府科举在彭
华失势以后就开始走上下坡路。陶凯洪武四年辛亥()潘廷坚洪武四年辛亥()朱善洪武十八年乙丑()聂铉洪武十八年乙丑()苏伯衡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李叔荆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未查实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未查实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刘三吾洪武三十年丁丑()白信蹈洪武三十年丁丑()董伦建文二年庚辰()高逊志建文二年庚辰()吉水人解缙永乐二年甲申()黄淮永乐二年甲申()王达永乐四年丙戌()杨溥永乐四年丙戌()吉水人邹缉永乐七年己丑()徐善述永乐七年己丑()泰和人杨士奇永乐十年王辰()新干人金幼孜永乐十年壬辰()泰和人梁潜永乐十三年乙未()王洪永乐十三年乙未()永丰人曾棨永乐十六年戊戌()王英永乐十六年戊戌()泰和人杨士奇永乐十九年辛丑()吉水人周述永乐十九年辛丑()永丰人曾棨永乐二十二年甲辰()余鼎星子县永乐二十二年甲辰()杨溥宣德二年丁未()永丰人曾棨宣德二年丁未()王英宣德五年庚戌()吉水人钱习礼宣德五年庚戌()黄淮宣德八年癸丑()泰和人王直宣德八年癸丑()泰和人王直正统元年丙辰()泰和人陈循正统元年丙辰()泰和人王直正统四年己未()蔺从善正统四年己未()王英正统七年壬戌()苗衷正统七年壬戌()高穀正统十三年戊辰()杜宁正统十三年戊辰()江渊景泰二年辛未()林文景泰二年辛未()商辂景泰五年甲戌()安福人李绍景泰五年甲戌()薛瑄天顺元年丁丑()吕原天顺元年丁丑()吕原天顺四年庚辰()柯潜天顺四年庚辰()吉安县人陈文天顺七年癸未()柯潜天顺七年癸未()安福人彭时天顺八年癸未()钱溥天顺八年癸未()永新人刘定之成化二年丙戌()万安成化二年丙戌()刘翔成化五年己丑()刘吉成化五年己丑()
万安成化八年壬辰(2)江朝宗成化八年壬辰(2)徐溥成化十一年乙未(5)丘浚成化十一年乙未(5)刘吉成化十四年戊戌()安福人彭华成化十四年戊戌()徐溥成化十七年辛丑(1)王献成化十七年辛丑(1)安福人彭华成化二十年甲辰()刘健成化二十年甲辰()泰和人尹直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吴宽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徐溥弘治三年庚戌()汪谐弘治三年庚戌()李东阳弘治六年癸丑()陆简弘治六年癸丑()谢迁弘治九年丙辰()王鏊弘治九年丙辰()李东阳弘治十二年己未()程敏政弘治十二年己未()吴宽弘治十五年王戌()刘机弘治十五年壬戌()南昌张元祯弘治十八年乙丑()杨廷和弘治十八年乙丑()王鏊正德三年戊辰()梁储正德三年戊辰()刘忠正德六年辛未()靳贵正德六年辛未()梁储正德九年甲戌()毛澄正德九年甲戌()靳贵正德十二年丁丑()顾清正德十二年丁丑()石珤正德十五年庚辰()李廷相正德十五年庚辰()蒋冕嘉靖二年癸未()石珤嘉靖二年癸未()贾咏嘉靖五年丙戌()董圮嘉靖五年丙戌()张孚敬嘉靖八年己丑()霍韬嘉靖八年己丑()张潮嘉靖十一年壬辰()郭维藩嘉靖十一年壬辰()张璧嘉靖十四年乙未()蔡昂嘉靖十四年乙未()顾鼎臣嘉靖十七年戊戌()张邦奇嘉靖十七年戊戌()温仁和嘉靖二十年辛丑()张衮嘉靖二十年辛丑()张潮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江汝璧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孙承恩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张治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张治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泰和人欧阳德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徐阶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敖铣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李本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永新人尹台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李玑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严讷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袁炜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董份嘉靖四十一年壬戌()高拱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胡正蒙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李春芳隆庆二年戊辰()殷士儋隆庆二年戊辰()张居正隆庆五年辛未()吕调阳隆庆五年辛未()吕调阳万历二年甲戌()王希烈万历二年甲戌()张四维万历五年丁丑()申时行万历五年丁丑()申时行万历八年庚辰()余有丁万历八年庚辰()余有丁万历十一年癸未()许国万历十一年癸未()王锡爵万历十四年丙戌()周子义万历十四年丙戌()许国万历十七年己丑()王弘诲万历十七年已丑()陈于陛万历二十年壬辰(2)盛讷万历二十年壬辰(2)张位万历二十三年乙未(5)刘元震万历二十三年乙未(5)沈一贯万历二十六年戊戌(8)曾朝节万历二十六年戊戌(8)冯琦万历二十九年辛丑()曾朝节万历二十九年辛丑()
朱赓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唐文献万历三十二年甲辰()杨道宾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黄汝良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王图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肖云举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叶向高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方从哲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吴道南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刘楚先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史继偕万历四十七年己未()韩爌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何宗彦天启二年壬戌()朱国祚天启二年壬戌()魏广微天启五年乙丑()顾秉谦天启五年乙丑()施凤来崇祯元年戊辰()张瑞图崇祯元年戊辰()周延儒崇祯四年辛未()何如宠崇祯四年辛未()温体仁崇祯七年甲戌()吴宗达崇祯七年甲戌()张至发崇祯十年丁丑()孔贞运崇祯十年丁丑()薛国观崇祯十三年庚辰()蔡国用崇祯十三年庚辰()陈演崇祯十六年癸未()魏藻德崇祯十六年癸未()庐陵为什么又称螺川。在庐陵地名带螺很多，胡广家乡是螺冈，家住螺川之东，严嵩称庐陵是青螺，庐陵还有螺江，螺田，螺溪，螺湖，螺子山。杨士奇有诗云：“金螺潇洒对芙蓉，鹭渚鱼洲窈窕通。远树白云秋色净，故人清兴酒船同。河山梦冷讴吟後，生死交深感既中。犹想胜缘如夙昔，并骑黄鹄过江东。”这里的芙蓉是吉州府的芙蓉山。南宋高官兼学者周必大（～）是吉安庐陵人，宋孝宗隆兴年间他在家闲居期间，写有总题为《闲居录》的日记。其中记有隆兴二年九月戊申日这天，他与其二兄游龙王祠之事。文中对螺川之名作了解释：“寺倚螺子山。按《图经》，山在庐陵县东北十里，周回十八里，髙五十丈。昔有渔人至此，得五色螺，因以为名，而寺僧又讹而为骡，以为仙人自此乘白骡飞升。总其实，皆非也。山无林木，其形盘互，如螺蚌形耳。州城以是为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浅狭，入于江。故州之别名曰螺川焉。”（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六）从周必大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了吉“州之别名曰螺川”；周必大还解释了吉州别名螺川的原因，“山无林木，其形盘互，如螺蚌形耳。州城以是为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浅狭，入于江。故州之别名曰螺川焉”。明朝大臣杨士奇，曾写过一首题为《赠本深还吉安》的诗：“宴罢琼林酒一杯，鞭催五马出蓬莱。金章紫绶恩重拜，皂盖朱幡喜复来。带得一天新雨露，扫除九邑旧尘埃。螺川城外人千亿，争看神明太守回。”（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五十九）这位本深，就是宁波人陈本深，他于宣德年间（～）曾两任吉安府太守。他第二次重任吉安太守时，杨士奇写了此诗以表颂贺。诗云“螺川城外”，明显螺川就是代指吉安。其实根据笔者了解，螺其实是一个风水地理名词，和笔架峰，香炉山等类似，如果这个地方适合发展儒学，适合建学校，那个地方就应该像个螺。到了明代中期，在一些权威的方志和工具书中，就干脆将螺川当成吉安的一个正式名称加以记载。如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明英宗之命编撰的《大明一统志》记吉安府，“郡名庐陵、安成（均汉名）、螺川（郡有螺山故名）”（卷五十六）；明代章潢所撰《图书编·江西图叙》记吉安府，“其名，
汉庐陵、安成、螺川，其属县九，附郭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陵”（卷三十九）。《图书编·江西图叙》甚至认为，螺川即指吉安府的情况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关于螺川可指代吉安的缘由，清代由康熙皇帝御定的工具书《渊鉴类函·地部四石三》（卷二十六）有另一种说法：“螺川，吉安府城北文山祠前，二石东西并竖，髙四尺许，其一穴宛蹙如螺形，其一转折如川字，故郡名亦曰螺川。庐陵的祠堂和陵建风水。江西在宋朝时就“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庐陵祠堂往往比别的地方更有历史感，不会在祠堂本身雕龙画凤，在明朝起祠堂按照《朱熹家礼》的儒家要求，泰和人王直说:“近世朱子斟酌其仪(按，指祭礼)，而士大夫家通行之。”在明初，只有官员才可以建家庙，这也是符合家礼的要求，吉水人周叙进一步指出:“近代子朱子定为祠堂之制”祠堂，又名宗祠，明朝的家庙制度最早见于明洪武三年()，《大明集礼》卷六《吉礼-品官家庙》称:“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于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明洪武六年()，明朝政府以政府的名义颁布家庙制度。规定公侯以下的家庙礼仪:“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衬位，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以下豕一，皆分四体熟而荐之；祭于四仲之月择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在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采纳了行唐知县胡秉中的奏疏，将庶人可以祭祀的祖先由两代放宽至三代。即由原来的祭祀祖、父两代改为祭祀曾、祖、祢三代。曾祖的牌位居中，祖左祢右。将品官及士大夫的祭祀四代祖先的牌位的顺序由自西向东一字排开改为左昭右穆；明宪宗成化十一年(5)规定:“令一品至九品各立一庙”。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建议规范祠堂制度:“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道尚右之说，惟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仪。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殺。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旧时祭祀祖宗或贤能有功德者的庙堂，而宗祠在《辞源》的解释为：“祠堂，家庙。古代士庶不得立家庙，至明代，许立始迁祖庙，称宗祠。”
曾氏家族迁入江西开基之地在永丰，曾氏最早的宗祠也就在永丰，明朝成化初，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历代王朝曾先后规定，孔子、颜回、孟子的后裔都世袭了“翰林院五经博士”,专掌祀典祀产，而曾子后裔确无这一礼遇。年明嘉靖皇帝鉴于“四贤一体,皆有大功于吾道,而曾氏独无世袭,不能独缺曾氏?”，便寻找曾子后裔。经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在曾参墓地修建享堂、石坊，并建墓林。嘉靖十二年，以学士顾鼎臣言，诏求嫡嗣；于是江西在永丰县找到了曾子第五十九代孙曾质粹，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曾子庙、曾子墓。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之职，子孙世袭。鉴于曾质粹是三十七代曾庆次子曾骈的后代（就是平时说的不是长子长孙，是以小宗挑大宗，被皇帝任命的宗子），原江南各地曾氏后裔依然奉长房嫡裔（曾庆长子曾伟的后代）为宗子，在南方的长支世系称为南宗；曾质粹的后裔在山东成为大宗房，称为东宗，到了曾国藩再修曾家族谱时，也认为自己家族是宋朝时期离开永丰的，影响庐陵明初文风的曾巩生活在抚州南丰和永丰不远。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只有为官受爵者方可兴建；祠堂正堂通常为两层建筑，正方设有神龛，用于安放祖先灵位，前方置有一条精雕细刻的香案，其上摆放祭祀祖先的贡品及香烛基座；正堂顶部通常有朴实简雅的藻井，藻井具有天圆地方的意义，象征敬天尊神；我们今天南方祠堂规制其实很大一部受明
朝庐陵士子影响，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写过祠堂理论类文章。明代，杨士奇他于仁宗时()进官，禄赐加厚，于是重修泰和杨家祠堂，而这座祠堂就是支祠，他说:“吾高祖以前居邑东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学宫之北，居与祠堂作焉。作四十年而毁于兵，又二十年而沦于异姓，又五十有余年，而余始克复之。祠成祀四代，岁时行事，悉尊朱氏礼。”杨士奇晚年实现了复建祠堂的夙愿，根据杨士奇的身份和祠制，我们知道该祠实际上是一所一房家族的家庙，杨士奇修泰和杨家祠堂从洪熙元年一直修到宣德八年，花费的时间非常之久。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杨士奇的来孙杨载鸣倡率族人，择泰和县东城学后构“合祠”，其制堂敞七檻，中祀始祖。“后为寝室，楹如其堂之数，前辟中外二门，神厨、器库胪置咸秩。危栋杰甍，耀观四壤，杨氏之宗之巨，兹祠盖其称哉。”子孙已经把祠堂修的很大了。泰和杨家祠堂在明代是小宗或支房，吉水以杨万里故居建立杨氏宗祠破旧不堪，嘉靖九年吉水杨氏裔孙在吉安府城西南白马废祠建立新宗祠。请求废祠之地建祠，吉安知守杨彝主持此事建成杨氏忠节宗祠。地方官钟芳为该祠写记，解释说:杨氏显者八，得谥者五，即前文所说的杨辂、杨丕、杨存、杨邦义(谥忠襄)、杨万里(谥文节)、杨长儒(谥文惠)外,.弓有吉水杨万里的从弟杨复，“为太常丞，历尉浏阳、零陵，皆以清苦称，谥贞静。”明泰和杨士奇是杨氏最显者，他历辅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官至内阁大学士，为一代儒宗，卒谥文贞。“而祠独曰忠节，盖举盛以该之，沿旧额也。”宗祠，合族为祭祀始迁祖而立的总祠。它既是宗族祭祀祖先的中心，其建制规模比宗族其它种类的祠堂要较大。首先强调宗祠位置的布局。宗祠的规模和等级最高，代表整个家族的兴旺与荣誉，是全体族人的象征。当初杨家宗祠在吉水，一个重要原因是杨万里，后来重新在吉安府建立宗祠。通过对杨士奇了解，我们知道杨家祠堂，“宣德七年杨家清溪族谱英武殿宝修完成”，杨家族谱在诞生时得到皇帝的恩赐。在庐陵除了曾，杨还有文，欧阳，彭，王，陈，萧，郭，刘，尹，周，罗等庐陵大姓，根据历史记载庐陵也是郭姓开基之地。庐陵祠堂名称有很多比如：崇孝堂（匡氏祠堂）、永慕堂（梁氏祠堂）、敦仁堂（潭溪胡氏祠堂）、奉先堂（泰和萧氏祠堂）、复古堂（彭氏祠堂）、祀先堂（泰和吴氏祠堂）、孝义堂（万安萧氏祠堂）、敬爱堂（尹氏祠堂）、承庆堂（永新尹氏祠堂）、承德堂（泰和尹氏祠堂）、世显堂（吉水尹氏祠堂）、旌节祠（永新刘氏祠堂）、登仕祠（永新刘氏祠堂）、乐伦堂（永新戴氏祠堂）、著存堂、忠孝堂（吉水尹氏祠堂）、五实堂（泰和郭氏宗祠），诚敬堂（吉安县王氏祠堂）敦本堂（吉安县罗氏祠堂）等。杨士奇行至暮年，曾为家乡不少家族祠堂留文题记，后辈也纷纷效仿，通过留存的佳作我们了解明朝时各个家族复杂姻亲关系。吉水县胡有初，有“亲友仕于朝者”，子顓庸为太学生，题胡氏皆荣楼记后；曾希恭，与给事中刘益交好，伯父曾原鼎“以武授卫镇抚”，兰溪义仓记；王文子，与解缙的家族世代联姻，王氏族谱序后；李维霖，侄庸修为江西乡试解元，与翰林学士周叙有谊，送义民李君南还序；萧文志，与萧镃同族，长子东铉联姻刑部侍郎廖庄，孙四人俱娶宦家女为配，亦与曾翚、罗伦家族联姻，孙萧赞为岁贡，授湖广应山县儒学训导；周恂友、周仁俊，分别是周忱的兄长与儿子，《世义堂记》；龙复清，是周忱的舅父《敕书楼记》；刘友谦，父统谋、弟文谦均为府学生员，子慕韩、孙鉴明均为县学生员。
泰和县萧襄，曾聘杨士奇为西塾，与之素厚，《旌义堂记》；杨彦实，与刑部员外郞梁楘、吏部尚书王直有世好，孙佩任卫辉府学训导，《义民杨彦实墓志铭》；杨孟辨，王直自称与其“游最莫逆”，旌义杨君墓表；郭东维，舅父为云南按察副使欧阳永和，娶国子学录钟启晦之女，与翰林检讨余学夔交往年深，称其“生平所交皆知名之士，联姻亦衣冠族”，处士郭公仲端墓志铭；乐象明，与陈循同游乡校，循称与之“相与莫逆”，弟象乾为浙江按察佥事，《乐君象明墓志铭》。永丰县罗修龄，叔父为国子监博士罗恢，《国子博士罗先生墓志铭》，他与萧焕圭同为礼部员外郞李宜春的姻戚，《忠信堂记》；聂万纪，交好国子生李光训卷，《恩荣堂记》。安福县张济，其父与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交好，子渤为乡贡进士，侄洪，监察御史，侄孙敷华，兵部郎中，张处士尚修墓志铭；谢允谦，与翰林编修吴与俭交往深厚，送允谦还安成诗序。庐陵县陈谦，与礼部郎中刘孟铎、中书舍人宋怀为婚姻；萧子韶，与礼部郎中刘孟铎交好，承恩堂记；吴奭，与河南左布政使李昌祺、工部侍郎周忱为亲戚，女三人，皆嫁为士人妻，吴处士墓志铭；朱诚望，与尚书王概结儿女亲，与刑部主事郭循交好，一女嫁卫辉府推官。永新县贺孟琏，与翰林编修刘定之为姻家，敕书阁记；贺祈年，其父与解缙、李昌祺时相往还。万安县曾时望，与刑部主事曾翚同族，与刑部员外郎刘广衡为姻戚，《万安曾氏祠堂记》。龙泉县谢子宽，侄汝善为国子监生，谢汝涵墓志铭。陈勖让请大学士马愉为承恩堂题记，陈允中请大学士陈循为旌义堂题记，旌义堂记，曾存道请陈循序其族谱，泰和梅山曾氏族谱序，杨子勖请王直为承恩堂题记等等。因为位居高官，不少家族得到大明王朝对这个家族肯定，庐陵有些家族祠堂由皇帝赐匾或者其他。祠堂的荣耀不是光有经济条件就可以决定的，祠堂中国各地都有，但是那种朱子家礼的加持下，皇家赐许的庐陵祠堂似乎更加遵循儒家礼法。在风水思想方面，“臣窃见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庐陵也是风水学说重灾区，在明朝庐陵隔壁兴国是有名的，据胡玉春先生统计，仅兴国三僚的风水师，有明一代，供职钦天监(专一司皇家风水及国家天文、地理)的便有:钦天监国师（廖金精、廖兴、廖均卿、廖旺隆、廖文政）；钦天监博士（廖景庵、廖必旺、廖用成、廖岐山、廖绍定、廖觉先、廖炳、廖绍宠等）；任钦天监职司的有（曾从政、曾邦旻、曾鹤宾、曾永章、曾国瑞等）。万安人朱衡曾经修过穆宗陵寝，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庐陵有很多文昌塔，很多都是明朝修建的，也有被当地拆除的比如万安文明塔，在江西这种塔风行于明，盛于清，
这种塔的作用就是兴一方文风，但是在清代江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在明代庐陵安福天文术数也出名，记录偏少。彭时关于赣县搬学校事件有这样记录：赣于江西为巨府。其城据章贡二水合流之处，入国朝百年之久,教养具备,而科日乏人。或者以为地有不利,而有司惮难，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东曹侯凯来知府事,厌其卑陋,既以改迁为己任，乃相其宜,得学之西北偏景德寺,其地隆高亢爽,后接郁孤台,前对崆峒山,山势耸拔如卓笔状。喜日:建学育才.莫宜于此。即召寺僧以府学易之，并县学迁焉。....二学成,规模宏壮观丽,有以出尘器而挹清旷，加于其旧远甚。始迁之岁,诸生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进士及第者一人，邦人父老成喜。书翰林编修董越俾征予文,越即及第者也。按彭时的说法，赣州“科目乏人”的原因是“或者以为地有不利”,而知府曹凯把学校迁到一所佛寺,在当时并非轻易之事。上文中提及的进士及第的郡人董越就说:“学本景德寺基,谈者皆以其当崆峒之胜顾或惑于利害，无敢易之。曹侯为赣之三年,有言及者遂慨然曰,作养人材,维持风化，于学当先。浮屠但有地以容足矣,彼岂得专是胜邪曹凯之所以坚持把学校搬迁到景德寺的重要理由乃是景德寺地理.上的“当崆峒之胜”,“山势耸拔如卓笔状”。就在赣州府县学搬到景德寺的当年,赣州“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董越进士及第,后官至兵部尚书迁学的效里似平非常明显。刘定之曾经在《宋论》文章中对朱熹《山陵议状》在宋孝宗殡宫问题上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孝宗病逝之后，工部尚书赵彦逾、秘书监召兼吏部侍郎孙逢吉为孝宗“按视山陵”。时朝廷已决定在绍兴府会稽县造墓建陵，称永阜陵。但二人考察之后，认为所选之地不吉。宁宗下诏众臣集议。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上《山陵议状》，明确指出绍兴宋陵“背礼而实国音”得失不当。又批评台史们坚守“国音”之说，坚持于永阜陵安葬孝宗，“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因此他建议重选吉地，朱熹之术分“主势强弱，风气聚散，水土深浅，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五方面。朱熹对此五方面进行解释，“土厚水深者其处燥，土薄水浅者其处湿”，而干燥处难腐，湿润处易腐，故朱熹所提之水土深浅符合客观规律。“外山环抱者，风无所入而内气聚，外山亏辣者，风有所入而内气散”围，墓穴中空气不流通可使墓中的温度、湿度保持较为稳定的状，可在一段时间使墓主的尸身内保持完好,而反道偏正态之则亦然，故风气聚散之说也符合客观规律。水土、风气二说是为墓主尸身的完整考虑，即“体魄计”。穴则与主势强弱、力量全否二者相互关联。刘定之认性所为“葬处为穴，而又观其穴之所从来，以见其主势”，“观其穴之所总统，以见其力量”。“势”则指地势，即远处的自然山水表现出来的样子和事物运动变化情况。古代风水学认为土地之中存在一种“阴阳之气”，亦称“生气”。“生气”无形无色为不可见之物，若想找到“生气”旺盛的吉地，则需要对地形、地势、水流等情况进行判断。“力量”则可理解为影响，即对后世的福泽、荫蔽。刘定之认为“穴正，而主势强，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偏，而主势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国因“穴道”“主势”“力量”三者更强调墓主的灵魂感应，即“神魂计”。所提五条葬术皆为在墓主尸身、灵魂尚未完全湮灭之前，以“水土”“风气”保其体魄，“穴道”“主势”“力量”安其神魂，使墓主得以“即乐且安”。而葬地之吉凶并不仅为墓主一人所考虑，正所谓“死者犹根本，生者犹枝叶，根本固者其枝叶茂，根本摇者其枝叶瘁”。刘定之先是认可其说法，之后话锋一转，指出“未必专由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专由术也”。“风水中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天时”，即先天之命运，是冥冥之中的因果，天意难测，并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地利”则居于其次，是地形、地势等环境的辅助，是可以改变的。葬地由葬术所得，通晓葬术者可得吉地，不解葬术者则得凶地。若仅以葬术所择之吉凶之地便可恩泽后世以千年，岂不是以地利之后夺天意之前。故刘定之以为“抑天惟德，抑地为葬”。君王生时以德治天下，死后以葬术则吉地，如此方可福衍万代，恩泽千年。子夏曾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以葬术之小却包罗万象之大，是因其欲以葬术之“礼”阐释儒学之“礼”，来引起宋宁宗的重视，纯属无奈之举。刘定之以为朱熹一代大儒，必然知晓其中缘由，在刘定之所谈及问题上，王夫之持先否后肯的态度。他认为殡宫的吉利与否，朱熹是不知道的，其《山陵议状》中所提之术法也是依靠自称知晓的蔡季通的术数而来。
“道者，得失之衡也;术者，祸福之测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数者，道之所窥也”。《周易》以数穷理，得之甚大。末微小术依托理来构成数，则“福祸淫”。“臣本儒生，不晓术数，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圣聪”朱熹所提之葬术正是于此，在朱熹所提以葬地吉凶便可定后世恩泽问题上,王夫之则肯定刘定之的说法。他指出，《春秋》曾言“雨，不克葬，日昃而葬”。其中并未提及则吉日而葬，但周朝国祚绵长后世无一可比。这不是因为所选之殡宫风水好以保佑先祖的尸身而福衍万世。王夫之认为.“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业也。内政修，外侮御。君不渔色，后不妒忌”,若此“宗社必安，子孙必众”。°君主需勤勉理政，以德兴天下，将此优良传统传之后世，方可永保太平，这点与刘定之看法是相似的。《山陵议状》在墓葬风水方面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集中体现了朱熹关于风水和丧葬的思想观点，刘定之作为程朱理学弟子很难提出新颖观点，随着程朱理学影响，在明末风水思想变的更加盛行，理论也变得成熟，不同的是由于长期的理学思想浸染让佛教思想发展缓慢，在明朝很多寺庙一度变成书院，有些寺院一度荒废，取代佛教思想的是之儒家礼教和家族祖训，祠堂替代了寺庙很多功能，不同的家族，名望也有差别，当然他的祠堂布局也会不同，明朝时期都是有名望的士大夫自身安排设计的结果，但是婚葬却基本遵守了《朱子家礼》要求,只是仪式变的复杂且严格。根据《江西通志》记载：尚书刘崧墓在泰和金相寺右；御史曾凤韶墓在庐陵县朱口；学士解缙墓在吉水县仁壽乡，杨士奇铭；大学士胡广墓在吉水天狱山下；都御史罗通墓在庐陵石皴塘；少保杨士奇墓在泰和县北五里；尚书周忱墓在庐陵县北十五里，由大学士徐阶撰写墓志铭；太保王直墓在泰和县高坪；侍郎罗汝敬墓在吉水县桃林；都御史熊直墓在吉水凤凰山；修撰萧时中墓在庐陵南五十里藤邓桥；侍郎钱习礼墓在吉水文昌乡；修撰曾棨墓在永丰县；学士李时勉墓在安福城南黄牛岭；侍讲刘球墓在安福城西徐潭；尚书刘定之墓在永新县北五里由吏部尚书彭时撰神道碑兵部尚书商辂表之。尚书萧维祯墓在庐陵青源山；大学士陈文墓在庐陵县北五十里大栎；布政萧暄墓在泰和县高壠；刑部侍郎曾鞏墓在泰和县南小马坑，何乔新撰神道碑铭；尚书廖庄墓在吉水县二十四都；学士刘俨墓在吉水县文昌乡；侍郎李绍墓在安福金鷂岭；大学士彭时墓在安福县浮山；侍郎龙文墓在泰和县大塘尾；兵部左侍郎陈宜墓在泰和县梦陂桥；赠太子少傅彭华墓在安福县，由李东阳撰写墓志铭；御史张洪墓在安福官源山；都御史刘敷墓在永新义山；副使萧翀墓在泰和县由梁潜撰写志铭；少师聂豹墓在永丰县五都隆庆初由大学士徐阶撰写墓志铭；修撰罗伦墓在永丰县粟园；赠尚书陈凤梧墓在泰和县车家田。副都御史周孟中墓在庐陵北三十里；都御史欧阳旦墓在安福县牛婆岭；副都御史伍符墓在安福县梅溪；尚书毛伯温墓在庐陵城北真君山嘉靖间遣工部主事耿定力造坟，由徐阶撰写墓志铭。尚书罗钦顺墓在泰和县桃冈；都御史李中墓在吉水县赤石潭；侍郎邹守益墓在安福北乡小岭；都御史周煦墓在安福城西杨村桥；祭酒罗璟墓在泰和县白泉山；状元罗洪先墓在吉水赤石潭；知县李楷墓在吉水匡山麓，由沈一贯撰写墓志铭；史部尚书曾同亨墓在吉水县；状元刘同升墓在吉水文昌乡；尚书尹台墓在永新凤凰山；左都御史李邦华墓在吉水仁寿乡。后言-庐陵和大明理学的关系谈及庐陵，突然想起了王冕的一首诗，王冕死于至正十九年，一个生活在元末那个动乱时期的画家诗人，他曾作诗《庐陵》记录他心中的庐陵：“庐陵曾记画锦堂，黼黻韩魏开忠良。文章足以照千古，富贵岂止荣一乡。寿张新得河东记，中陶乃是安阳裔。
知几不独见井泉，自是胸中有天地。春风入帘春雨收，下堂不受黄河流。彩衣诸郎舞新好，奉恩归拜髯参谋。衣冠文物能潇洒，不羡老裴居绿野。山中自有宰相家，休问桃源种桃者。”在王冕时代里，庐陵印象是历代忠良，是文章千古，是望族后裔，是衣冠华夏，或是山中宰相。而不是我们今天在庐陵只能看到的澄江水清且深，也不是吉州芙蓉山脉翠绿茫茫，武山的烟雾缭绕，鉴湖一池莲花，螺冈的半山劲松，庐陵依水而生，与水相融相依，庐陵的士子如同那水中的鱼儿，与这土地相伴相生。根据万历年间修《吉安府志》记载:“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文章节义遂甲天下。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岁时祭祀必以礼，长幼之节疏不间亲，贵必下贱苍头、臧获长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家范肃于刑律，乡评严于斧钺。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流风遗俗盖庶几西京成周之间焉。”庐陵，是曾子后人南迁开基之地，也是北方大族南迁之地。世人言，庐陵兴于宋，盛于明，本文不提宋，只看明朝，在明朝庐陵出现了像刘崧、陈海桑、杨士奇、解缙、陈诚、金幼孜、胡广、王艮、周世修、练子宁、梁潜、钱习礼、李昌祺、邹缉、王直、刘球、萧镃、周忱、陈循、刘子辅、陈文、曾棨、萧时中、陈循、李时勉、刘定之、罗璟、曾鹤龄、刘俨、彭时、彭教、罗伦、曾彦、罗洪先、尹台、毛伯温、聂豹、朱衡、罗顺钦、欧阳德、胡直、刘同升、李邦华等等无数留名的臣子，印证庐陵曾经的文华鼎盛，而引领他们官场士子之路更多的是以数百年不坠的家族祠堂为标志的儒家传承，代表了一个家族的荣耀。谈起理学起源则离不开江西，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是道州人(今湖南道县人)，但他晚年则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建濂溪书院讲学，号濂溪先生，而另外两位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就在这里从学于周敦颐。因此江西人解缙曾无不自豪的说:“庐陵螺江，二程之从周子实始于此，则庐陵固濂、洛之渊源也。”南宋的两位理学大师，陆九渊是江西抚州金溪人，朱熹虽出生在福建，但祖籍是江西婺源，而且活动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江西。如出吕祖谦组织，朱熹、陆九渊参加的“鹅湖大会”就在江西铅山的鵝湖寺举行。至元代，江西有饶鲁、程钜夫、揭傒斯、吴澄等理学家，而虞集、吴当、危素、熊本等都是吴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杨士奇曾在《蠖音集序》中提到过江西理学在元末明初的兴盛情况:“元之世，江右经师为四方所推服，五经皆有专门，精深明澈，讲授外各有著书以惠来学。当时齐鲁秦蜀之士，道川陆，奔走数千里来受业者前后相望。迨国朝龙兴，江右老师宿儒往往多在，学者有所依归，如南昌包鲁伯、傅拱辰、临江梁孟敬、胡行简、庐陵陈心吾、刘云章。欧阳师尹、萧自省、刘允恭、刘伯琛、陈村民、临川吴大任、何伯善、皆岿然浩博，而凡有志经学者所必之焉。”明朝享国两百七十六年，是一个将儒家理学推向极致的王朝，明朝一建立就将程朱理学树立为统治思想，这与明初解缙等一干士子的出谋献策有关。解缙中进士后，深受朱元璋的器重，他给明太祖上万言书，就是希望朝廷组织编辑程朱的理学全书，并把它和古代的四书五经等作为“经”而颁行天下，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也认识到了用程朱理学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便命状元、大学士吉水人胡广任总裁，负责编纂《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全国，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后人也把胡广作为明理学的奠基人。明初程朱理学统治地位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以确立：一是明初的科举规定以“四书”、“五经”的内容作为考试的题目，以朱熹的注疏为标准答案；还规定，文章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裁用排偶，称作“八股”，又统称“制义”。二是明永乐年间组织编撰三部《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朱棣宣告，三部“大全”是治国与统一思想的大纲，“行之于家，用之于国”，它的功能是“使家不异权，国不殊俗”程朱理学推上学统的地位，成了儒家道统延
续。当时翰林院庐陵人最多，因此庐陵人出力很大，所以庐陵在明朝被称理学正宗或理学之邦。世界上很多事也不能非黑即白来看待，哪怕是明代理学，人们常说礼教吃人，笔者也更倾心于庐陵士子心中那股清气，如同朱衡欣赏海瑞那般，当年海瑞回到严嵩故乡防里村写下对联“北来见懿昭聆眼闲看门上莠，南行怀召杜芳心犹恋县前花”那般分得清楚。然而，朱学在确定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就让人开始让人质疑，于是有了以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的兴起。“陆氏心学体系”，提出“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学说，与朱熹所提倡“理”是万物之源对峙。虽然朱、陆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但观点有分歧。他俩的朋友吕祖谦便牵线组织了一次学会，让朱、陆面对面地商讨，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尽管统治者推崇朱学，但陆氏心学仍作为理学重要的支脉传承下来。在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心学终于在明代中后期成为一大显学，虽然未取代朱学居思想学术界主导地位，王阳明和江西渊源颇深，理学老师是上饶名儒娄谅，王阳明在南昌、赣州、庐陵先后任职，历时近五年，正是他的心学理论孕育和成熟的时期。因为他在江西传授了一大批弟子，形成了庐陵为主体的“江右王门”，黄宗羲曾说过：“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姚江之学，学在江右"，“阳明之道赖江右而得以不坠”，所以人们又称“江右王门”为心学正宗。庐陵山清水秀，人文风华，让我想到永乐四年福建状元林环曾写一首诗，《送人还庐陵》，诗云：养素遁丘壑，云松见高情。兴来发长咏，琅琅金石声。十年湖海上，久闻谪仙名。翘迹不可见，怀人阻遐征。昨闻观光来，曳裾金陵城。馆阁多故交，衣有诸生。矧兹粉署郎，禄养时所荣。凌云未遂愿，胡乃遽言行。盘洲多奇胜，山水秀以明。三径别来久，松筠晚青青。登临多暇时，足以娱暮龄。祖席阻同宴，赠言愧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