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广德祠山大帝是我国历史上东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唐宋以来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经历了不断地加工和创造。唐代的感生、东游神话抄袭《魏书·序纪》。北宋的阴兵、化豨神话抄袭先秦、汉代的大禹治水神话。南宋的诞辰神话来源于西汉张勃、陈汤的故事和广德的民间习俗，而祖籍、出生地神话来源于《三国志·吴志》。北宋的礼斗神话是根据道教和天文知识创造的。南宋以来的埋藏故事则是人们长期祭祀与膜拜的产物。
历史上的祠山大帝发源于安徽的广德县（今广德市），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皖、苏、浙、闽、赣等东南地区，盖神之庙祀几遍江南。徽州的绩溪、歙县、休宁、祁门等地也有祠山庙宇，明确可考的有９所①。
目前学术界对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不少②，但对其神话故事的研究不多。祠山大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化豨（豕）神话、诞辰神话、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埋藏故事等，具体展示了唐宋以来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
一、唐代感生、东游神话与《魏书·序纪》之关系
祠山大帝的最早记载是唐代颜真卿书写于大历九年的《横山庙碑》。宋代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
公姓张氏，黄帝之后，其先名秉，夏禹时人也，居鼎州武陵龙阳洲，地有白马湖、明月池。秉行山泽间，有神女自天而下，辎軿侍卫甚都，谓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复会于此。言讫而别。辎飘然，去如风雨。秉如期而往，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孙相承，当世世血食吴分。
先时，天西大裂，有声如雷，有电如龙，识者谓必生神人，公果应之。长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七尺，隆准修髯，发垂及地，深知水火。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遂与夫人李氏东游会稽，度浙江，至苕云之白鹤山，山有四水会流其下，公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坵得赵氏为侍人。李氏亦梦天降红绡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满室，陡生莲花。长而风神堂堂，仰观俯察，无不洞照云（今存于庙，其文止此，乃张兢辰润色者，洪兴祖重立。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③颜碑内容与《魏书·序纪》有惊人的一致。
《魏书·序纪》曰：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④
可见，二者的神话部分几乎相同，《颜真卿横山庙碑》严重抄袭《魏书·序纪》。《魏书》乃北齐魏收所著，隋唐时开始流行，而据《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颜真卿横山庙碑》书写于唐大历九年，则抄袭《魏书》完全可能。
《颜真卿横山庙碑》在宋代有两个版本，一是唐代的原始碑文，到北宋时有所损毁。第二个是宋代大观、绍兴年间在唐代颜碑的基础上经过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的石碑。后者根据《魏书·序纪》对张兢辰润色的部分作了修补，加入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的内容，很明显是抄自《魏书·序纪》。尽管洪兴祖认为旧碑（颜真卿横山庙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则鲁公所刻盖东汉时碑也⑤。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按说东汉的碑文，则《魏书·序纪》抄袭了《横山庙碑》。一般来说，国史直接抄袭民间的可能性不大。至明代正统道藏《搜神记》祠山张大帝传中又加入了渤字伯起，与《魏书》作者魏收字伯奇谐音，可以说是明代进一步抄袭《魏书》的结果。《魏书·序纪》中只讲了两个神话，即北魏祖先的感生神话和献帝的南迁神话，因此颜真卿碑中也只有两个神话：祠山的感生神话与东游神话。
二、北宋阴兵、化豨神话与大禹治水之关系
祠山阴兵化豨最早出自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撰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其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
王讳渤，清河张氏也。自江南割据，累经兵火，失其传记。惟本庙有古碑并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共一卷耳，曾祖考亦不知其讳，祖讳秉，王生于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也。炳山岳之灵，抱神龙之德，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东自长兴荆溪，疏凿圣渎，长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广德界青林塘。仍于岸侧先开一浴兵之池，方三十余顷。
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至杜杭庙。又十五里，阔二十二丈至十五丈，总三十里，志欲通津于广德也。复于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树之侧为挂鼓坛。先时与夫人陇西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食于鼓，乌啄鼓鸣，王仍以为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一大豨役阴兵开凿渎河。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圣渎之功息矣，遁于广德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⑥
从这里可以看出，阴兵化豨神话最初应出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当时尚有清河张氏、陇西李（氏）的字样，而到北宋政和年间王安民作《灵济王行状》一文时就没有了，表明成悦一文抄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并没有作较大的改动。《灵应事迹》与古碑并，所谓古碑，指的是颜真卿的横山庙碑，是北宋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祠山碑文，表明《灵应事迹》大致与颜氏的碑文同时，至迟在北宋景德年间就已经存在了。从故事的内容看，它是抄袭了大禹的治水神话。明代顾起元曰：
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此事之异，闻者说见《世纪》，盖原禹母获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云禹生于石，注谓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说者以为夏后生而母复为石。今登封东北十里有庙，庙有一石号启母石，应劭、刘安、郭璞、李彤、隋巢、王烱、王韶、窦革等皆云启母，历代崇祀，亦以为之。启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用事华山，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云启母化为石，启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庙，登封北十二里，云启母之姨，而偃师西二十五里复有启母小姨行庙。
《淮南子》禹通轩辕，涂山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盖本乎此事，正与广徳所祠乌程张渤疏圣河，夫人李饷至鸣鼓事正同，见《事实》及《桐汭志》、《漫录》等，故记以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虽然启母之庙，顾野王、卢元明等又以为阳翟妇人。《嵩高记》云阳翟妇姙三十月，子从背出，五岁入山学道，为母立祠曰开母祠，则又疑后母矣。按《遁甲开山图》又言上古女娲十九代孙大禹，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尧舜以其功如古大禹，乃赐号禹，此又与《世纪》之说异。⑦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汉代的《世本》、《淮南子》等书早已有大禹化熊治水等相关神话传说。通过比较发现：祠山神话中的天女即大禹神话中的女娲，祠山神话中的金丹即大禹神话中的启母石，祠山神话中的怀胎十四个月⑧即大禹神话中的十四月生子，祠山神话中的夫人李氏即大禹神话中的涂山女，祠山神话中的小姨即大禹神话中的小姨子⑨，祠山神话中的化豨即大禹神话中的化熊。
清代朱立襄曰：祠山化豨凿渎，说者谓其本淮南子所称禹化熊通辗辕路涂山氏见而惭之之事，以傅会于祠山尔。⑩唯一不同的是：大禹化熊，而祠山化豨。熊与豨之区别在于：大禹治水，旨在止水，熊是狗之一种，属性为戌，五行为土，土克水，是对治水的演义。祠山凿河旨在通流，豨为豕为猪，属性为亥，五行为水，是对水神的演义。
综上所述，祠山的早期神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和化豨神话。前两个神话来源于《魏书·序纪》，以颜真卿《横山庙碑》为标志。后两个神话来源于大禹治水，以耆旧相传《灵应事迹》为标志。但颜真卿的横山碑中并没有提到阴兵和化豨神话，耆旧相传的《灵应事迹》也没有提到感生和东游神话，二者基本上无相互交涉的内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应是《灵应事迹》形成在前，由民间世代相传汇集而成，而横山庙碑发生在后，是精英人士根据史书创作和补充的结果，相当于民间修谱时追述先人的历史。
三、南宋诞辰神话与张勃、陈汤以及民俗之关系
到了北宋政和四年常安民作《灵济王行状》时，将两个版本的四个故事合而为一。但无论是唐朝《颜真卿横山庙碑》，还是宋代常安民的《灵济王行状》和洪兴祖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都没有提到祠山的出生年代。景德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时只提到王生于前汉，成悦的《重修庙记》以及太平兴国九年何夷素的《重建庙后殿记》、嘉佑四年姚舜谐的《重修寝殿记》、元丰三年胡应麟的《灵济王碑》都说是前汉人。
但绍兴年间洪兴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旧碑（颜真卿横山庙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以碑考之，疑非西汉人，特灵迹自汉以来始著耳。（瑏瑡）洪兴祖见过当时流传的各种传说，他的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可信的。因此，由他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也没有交代祠山的出生年代。但到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编纂《世家编年》时却突然出现了祠山生于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的说法，显然是当时人所为。《世家编年》曰：
张之先轩辕之第五子曰挥始造弦实，张网罗，世掌厥官，后因氏焉。六世孙曰秉事夏禹分治水土，至杨州均江海，通淮泗，行山泽遇神娲谓秉曰：帝以君有功吴分，遣吾为配，生子当以木德王其地。秉曰：禹有圣嗣，历数在夏，吾为人臣，敢越厥志？娲曰：天命也，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数千年后，其世世庙食乎。明年，天西北隅裂，神娲授以异子。周宣王时有张仲从伐猃狁，以孝友闻，春秋时有张趯为晋大夫。至汉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王始生，父曰龙阳君，母曰张媪。（瑏瑢）下注曰：
詹仁泽、鲁樵未作《世家编年》之前，惟王讳及王之先讳秉见于《显应集》中，《事迹》、《行状》、开文、碑记所载者为可考……自嘉泰己亥既作，《世家编年》创书王祖、王父、九弟、五子、八孙之讳。瑏瑣表明《世家编年》接《颜真卿横山庙碑》和《灵应事迹》又为祠山创造了一系列的祖先。关于祠山的诞辰，《正讹》曰：《编年》云己亥汉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降诞……简册所传未见有谓王生于神爵亥年之说，詹鲁二公实创书之。（瑏瑤）说明祖先世系和诞辰为南宋嘉泰年间所创。
这里，《正讹》以为己亥是指诞辰之年，与神爵三年为壬戌之年不符，显然是没有搞清楚己亥的意思。按神爵年号共有四年，前一个年号为元康，元康共有四年，元康四年曰己未，神爵元年曰庚申，二年曰辛酉，三年曰壬戌，四年曰癸亥。己亥是元康四年己未和神爵四年癸亥首尾各一字的合称，因此己亥汉神雀三年是指己、亥之间的神爵三年。
那么，《世家编年》为何将元康四年己未纳入其中呢？古人并没有交代，我认为这涉及到张渤的背景与由来。明洪武间宋讷的《勅建祠山广惠祠记》曰：谨按祠山神载记所纪为龙阳人，姓张名渤，发迹于吴兴，宅灵于广德，西汉以来盖已有之，或谓即张汤之子安世。瑏瑥这一说法宋代以前未曾见，可能是受《世家编年》的影响才出现的，表明当时已有人持西汉朝廷张氏之说。但这里的张汤之子安世未必就是张安世本人，应该是他的孙子张勃。
西汉神爵之前是张氏家族高度发达的时期，《汉书·张汤传》曰：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安世是张汤的儿子，封为富平侯，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张安世死于元康四年，亦即己未年，其子为张延寿，张延寿之子为张勃，元帝初即位，诏列侯举茂材，勃举太官献丞陈汤。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后汤立功西域，世以勃为知人。瑏瑦说明张勃因推荐陈汤而死，由此引出与陈汤与另外两个人。
《汉书·陈汤传》曰：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貣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瑏瑧
《汉书·甘延寿传》曰：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车骑将军许嘉荐延寿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封义成侯。瑏瑨
《汉书·郑吉传》曰：郑吉，会稽人也……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吉薨，谥曰缪侯。瑏瑩《汉书·西域传》曰：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徳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瑐瑠以上史料揭示了以下内容：
1、张勃因举荐陈汤而死，陈汤后来成为西域都护的副官。
2、与陈汤同时的西域都护长官为甘延寿，与张勃父亲张延寿同名。
3、西域都护首任长官为郑吉，封于神爵三年四月壬戌瑐瑡。
4、郑吉死后赐号缪侯，张勃死后亦赐缪侯。
后人为纪念这段历史，将张勃与陈汤合而为一，成为祠山神话中的张渤，将西域都护的建置年代神爵三年作为张渤的出生之年。相应地，张勃、陈汤、郑吉的属地也成为神话故事的一部分。如张勃属地杜陵瑐瑢，陈汤属地山阳，郑吉属地会稽，在神话中演变成为张渤武陵龙阳人，东游会稽。将二月十一日作为生日与民间相沿已久的习俗有关。祠山的生日一般有两种说法：二月八日、二月十一日。光绪《广德州志》引《田家五行》曰：
二月八日为桐江张王生日，前后必有风雨，俗云请客风、送客雨，正日谓之洗街雨，初十日谓之洗厨雨。俗谓有风雨及微雪者谓之做生日，主岁丰，是日多寒，故谚云二月初八，冻鱼冻肉。又云祠山诞辰东南风谓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风谓之下山旗，主旱，以是日必有风雨，故俗号云云。州人又谓祠山诞辰系二月十一日，故远近进香之人自初八日为始纷还而来，过二十日始渐止，而尤盛于十一日。（瑐瑣）这里交代了二月八日作为诞辰是因为此日多风雨，比较符合祠山大帝的水神身份。
但西汉神爵三年二月八日干支是戊寅，戊五行为土，土克水，不符合水神之义。九日己卯、十日庚辰也是如此，惟有十一日辛巳，辛五行是阴金，金生水，比较符合水神和阴兵之义。而且辛为西夷、西域之象征，《魏书》曰：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瑐瑤张渤原型之一的陈汤是西域使者，因此《世家编年》将十一日作其生日，估计是出于此点之考虑。
又将亥时定为出生时刻。《正讹》曰：《编年》首书之曰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生，以二月十一日人所敬信之同，而合之以亥年亥时众所骇闻之异。詹、鲁创为亥年亥时之说，又撰为元灵节之名，是欲以世俗之见效勤于王所为，是文饰也。
又曰：庙中有新碑，其旁刻云王在汉朝将兵，凯旋学道于九江梅仙，功成仙去，隶于斗阙下，为天门右神。天门属亥属豨，人畏触，避弗食。（瑐瑥）可见，亥属豨（豕、猪），将亥定为出生时刻是出于祠山化豨之考虑。综上所述，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的《世家编年》所载祠山大帝张渤出生于己亥汉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亥时之说，是以西汉王朝张氏权贵作为背景，以张勃和陈汤的故事作为依据，并参照历史上的民间习俗创作而成。《世家编年》还对祠山大帝的族谱世系作了补充、完善，对祠山的神话故事也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结束了有史以来祠山传说的混乱状况，反映了南宋时期祠山信仰的发展与定型。
四、南宋祖籍、出生地神话与《三国志·吴志》之关系
关于张渤的祖籍和出生地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王讳渤，清河张氏也。河北清河县是张氏的发源地，故不当是出生地，而是言祖籍。一说是会稽吴兴人，如光绪《广德州志》所言。但据明代《搜神记》曰始于吴兴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因此吴兴并非出生地。另一种说法是洪兴祖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其父张秉世居鼎州武陵龙阳。但这里的鼎州始置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唐代不应有鼎州武陵龙阳之说法。
按北宋太平兴国九年何夷素的《重建庙后殿记》讲是湖州乌程县人，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的《祠山广德王事迹》也讲是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元丰三年胡应麟的《灵济王碑》也讲是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政和四年常安民的《行状》没有交待出生地。乌程县在晋朝析出长城县，五代吴越王钱镠改为长兴县，因此又曰长兴人。
而鼎州武陵龙阳是宋大观、绍兴之际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中所提出的，原碑不一定有此文字，极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后来加上去的，否则北宋时的诸多传记为何只字不提武陵龙阳？且洪兴祖所立碑文并没有完全遵照张兢辰润色的原文，而是作了改动，如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瑐瑦。将龙阳县作为张渤的出生地我认为应是南宋初年张兢辰、洪兴祖等创作的结果。理由如下：
1、按神话传说，张渤的祖先为张秉。张秉历史上实有其人，《三国志》卷７《吴志》有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万姓统宗》曰：张秉，字仲节，阳羡人。时顾劭号知人，一见遂友。后劭为豫章太守，发在近路，值秉病，时送者百数，劭辞曰张仲节以疾不克来，恨不见之暂还与别诸君，幸少时相待。秉自是声誉远播，仕吴至云阳太守。（瑐瑧）阳羡县与长兴县同属吴兴郡，也就是说，张秉与张渤都是吴兴郡人，因此在祖籍上有一定的渊源，是为二者之间建立关系之依据。
2、龙阳县始置于吴赤乌十一年黄龙瑞兆，嘉庆《龙阳县志》曰：吴赤乌十一年黄龙二见武陵汉寿界，故改吴寿，更立一县名龙阳。瑐瑨同年云阳也发现黄龙，《三国志·吴志》曰：（赤乌十一年）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据上述《万姓统宗》张秉曾任云阳太守，两地同年出现黄龙，是为张秉与龙阳建立关系之依据。
3、嘉庆《龙阳县志》曰：县北八十里旧志有神鼎出其间，宋改为鼎州。瑐瑩大禹治水曾铸九鼎，《史记·封禅书》曰：昔泰帝兴神鼎一，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汉《焦氏易林》曰禹作神鼎。因此这里的神鼎、鼎州与大禹建立了联系。事实上龙阳县也是一个多水之地，其地三山六水，其地为沅澧之衝，其水为湘沅之会，汪洋万顷，洞庭半焉，虽号弹丸，实为要隘。瑑瑠是为龙阳与大禹治水建立关系之依据。
这样，张渤———张秉———云阳———龙阳———大禹之间就建立了一层神话联系，南宋初年的张兢辰、洪兴祖据此为张渤创造了其祖先张秉居鼎州武陵龙阳佐大禹治水的故事，并假托唐颜真卿之名刻入重立的《颜真卿横山庙碑》。事实上，张秉是三国吴人，并非是张渤的祖先，而张渤也并非一定就出自西汉，诸种神话皆是后人因时创作之结果。将龙阳作为出生地，还存在一种可能：一、龙阳最初属于汉代的寿县。
2、三国时此地出现黄龙，因改名龙阳。汉宣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是黄龙，因此将龙阳作为出生地与张渤出生于汉宣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廿二史札记》曰：观宣帝纪年，以神爵、五凤、黄龙等为号，章帝亦诏曰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似亦明其得意者，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瑑瑡）
3、此地曾出现神鼎，北宋时改为鼎州，此后人们开始为其酝酿出生于龙阳之故事。据《龙阳县志》载，龙阳县天文分野为张宿，地支为巳。至南宋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的《世家编年》继续为其创造了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的诞辰，十一日为辛巳，与龙阳同一地支，可以说是南宋嘉泰年间进一步穿凿附会的结果。
龙阳在东吴的最西边，与西蜀接境。《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曰：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龙阳县时属武陵郡，却又从属于东吴，表明在吴蜀交界之地，当是吴国最西边。干支上以西边为辛，《魏书》曰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瑑瑢，即是明证。
因此，将辛巳作为张渤的生日，也就是十一日。吴兴郡天文分野为斗，地支为丑，丑为牛，同样人们为张渤创作了礼斗和以牛为祭的埋藏故事。查嘉庆《龙阳县志》卷３《事纪》和卷５《仙释》虽然都记载了一些张渤的事迹，但很明显是抄自宋明时期已经流传的张渤神话，因此无法证明张渤是龙阳人。世传张渤为龙阳人当是南宋初年创造的结果。
五、北宋礼斗神话与道教、天文之关系
光绪《广德州志》曰：张真君以礼斗得道，至今横山有礼斗台。（瑑瑣）礼斗神话最早见于北宋政和四年常安民的
《灵济王行状》，安吉大姓施韬生子九岁不能言，祷于王，王附祝曰汝生子时秽触北斗，吾教汝以醮法谢之。韬如其教，其子即夕能言。下注曰：元丰三年徐申书其事并醮法刻石于庙。（瑑瑤）南宋嘉熙时周秉秀曰：旧传王以醮斗法流传于世，自是以来，凡有禬禳，动辄应感。绍兴癸丑秋，吴侯以旱不雨，乃斋祓置醮造坛下，而祝之曰若藉王灵，使有沛然之应，当力营坛宇以答神赐，旋斾未卷，雨果大至。瑑瑥又曰：庙中有新碑，其旁刻云王在汉朝将兵凯旋，学道于九江梅仙（讳福号寿春真人），功成仙去，隶斗阙下，为天门右神。天门属亥属豨，人畏触，避弗食。今梅仙法中主将水部判官即王也，成道之所传醮斗仪即梅仙所授也。（瑑瑦）
康熙五十二年吴宁谧的《祠山辨》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说：礼斗，道教也，唐宋以后之事，神生汉神雀间，曷尝有此？若谓神必以礼斗成功则非汉人矣。（瑑瑧）从《灵济王行状》所载元丰三年徐申书其事来看，礼斗神话至迟在北宋元丰年间已经形成，到南宋时逐渐流行，《正讹》所言庙中新碑与徐申所刻之石可能是同一块石碑。
礼斗神话与化豨神话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豨即豕即猪，属性为亥。斗即北斗，为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之一。北方地支为亥子丑。斗、亥同是北方天文地理之首，因此古人以斗对应于亥豕而有北斗化豕之传说。如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曰：王姥儿杀人系狱，姥求救于僧一行，一行乃徙大瓮于浑天寺，置七豕于中。元宗急召一行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答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天将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帝从之。一行归放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这里的七豕即北斗七星，是古代斗豕关系之明证。律历上也有斗建亥之说，《礼记》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壬癸是水。郑氏注曰：孟冬者，日月会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瑑瑨）
也就是说，斗建亥为水，故北宋以来民间为祠山大帝创造出礼斗、醮斗化雨的神话，以附会其水神之身份。光绪《广德州志》曰：州人奉神最重祠山，有不食猪肉者，谓之吃祠山斋。（明代）濮阳模有《祠山化豕辩》，谓好事者因《淮南子》禹化熊治水事而附会之，又云相传北斗变形为猪，唐僧一行于浑天寺掩获群豕而北斗遂隐。明徐武功奉斗，合家不食豕肉，及得罪当决，忽大风雷电，有物如豕者七蹲锦衣堂上，因得赦。张真君以礼斗得道，至今横山有礼斗台，然则今之不食豕肉，亦奉真君所奉之斗斋耳。（瑑瑩）
六、南宋以来的埋藏故事
埋藏故事究竟形成于何时？唐宋以前的作品中没有直接记载。明洪熙元年祠山道士盛希年的《祠山广惠庙埋藏记》引《祠山事迹》所载剡溪石正伦纪《编年》集后云：
雷州上鼓、广德瘗祭为天下第一。每岁瘗藏，既得吉日，乃立旗卜地于献殿之庭，或于庙东门楼内碑亭之左右穿治方泽各五尺。是日也，烹太牢，洁粢丰，盛嘉栗旨酒，列位三百六十，具祭器、髹製、甆缶，何啻千数。其夕邑宁，盥其事既竣，悉力士舁几，凡饮食、器皿、动用，就坎而瘗焉，不遗毫末，一啜之饮，一箸之器，无敢窃取者。瘗已，幕以太牢之皮，覆箔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见其羸或加缩于初。
今观庭下之地逦美，庙东门楼左右之地各不踰十丈。姑以耆旧所见一甲子之年，一年之内瘗者或一或再，或至于三四，能倍徙其地十之百之不足及，夫越一年、二三年，卜地有得于已穴之处者即之空空，然旁所有给坎千之而有余，皆曰牲羞熟物易败也，器出析木亦易败也，舜陶殷髀者岂返其真若是之速耶？以此观之，盖由山川清淑之气之所钟，神灵之所助以速幻，有而无际，空而实极，天下之灵异焉。（瑒瑠）
《编年》是南宋嘉泰年间的作品，此处引文表明埋藏故事自嘉泰以来已经形成。南宋末年周密的《癸辛杂识》曰：桐川祠山、新安云岚皆有埋藏会，或以为异。瑒瑡元《文献通考》曰：祠山庙在广徳军，土人言其灵应，远近多以耕牛为献。（瑒瑢）
可为佐证。《祠山广惠庙埋藏记》曰：永乐十又九年，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臣蹇义按部至郡，翌日谒于祠下，因视所谓埋藏之处，首询之耆民谓何独无前代记刻？对曰旧有之，兵燹后靡孓遗矣。顾主祠道士陈祖曰亦宜详考其事而志诸石。瑒瑣从这里独无前代记刻看，似乎埋藏故事形成不久。惟祠山祭以太牢，用牛埋藏之事，意其在三国以后两晋唐宋之间事乎瑒瑤，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明代以后埋藏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吴兴备志》曰：（祠山）有埋藏之异，是日土人杀牛祀之，坎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数百瘗于坎中，明日发视之，空坎一无所有。（瑒瑥）明万历徐应秋的《芝堂杂荟》曰：蹇忠定公云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邱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天下四异，非妄传也。（瑒瑦）
明代埋藏故事的发展，除了受南宋以来民间造神活动的影响外，还与明太祖觐见祠山神庙以及朝廷定期遣官瘗祭有关。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方当定鼎金陵之际，尝亲帅六师贲于祠庭，神吉籖言，允若桴鼓之应，于是列庙貌于京师鸡鸣山之阳，岁时遣官致祭，凡祝帛牲醴供自太常，甚盛德意也。瑒瑧至洪熙元年，本庙自洪武初遣官瘗祭而后计之又六十余祀矣，用埋藏之设侈费太过，乡社案会中亦未见有能举而行之者也。但民间的参与活动丰富多彩，形式也多样化。明代《祠山志》曰：
至今州郡只设斋醮，惟县间依旧埋藏，岁岁有之。民户埋藏，县宰监其事，属尉弹压。正日久例，用仲夏下半月，其有特发愿心则月日不拘。凡埋藏之牛，自发愿心日豢养为始，或一二年，或三四年，或五七年，专令一牧者看视，不以耕种。州郡或有祈许，则于岁例还愿醮之外，亦间有埋藏。是日旗队鼓乐生牵太牢及饮食器皿动用，起自东庙，迎圣妃过西祠，祭毕，明日复送还东庙。
每至埋藏时，饮食之外，器皿动用不分大小精粗，至于桶杓、盆钵之属亦皆埋之，瓷缶之器毋虑千计，哗欢为谑，任意抛掷，观者如堵，攒簇其旁，人无损伤，器自入坎方。其祭时虽盛暑，肉不臭腐，蝇蚋不侵。祭虽以太牢其实正殿，圣眷惟以羊肉为馔。乃自二鼓召请天下四方神祇，至四鼓毕。古老相传有落石大王与祠山争庙基，其夜儿曹无数不住唱喊，云不请落石大王，甚者诋骂，及巫祝召请至落石大王，则群儿同声喊云不请。此事虽俚，然其来已久，人所共知。（瑒瑨）
综上所述，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是紧紧围绕其神话故事而展开的，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唐天宝至北宋初，以《颜真卿横山庙碑》和耆旧相传《灵应事迹》作为标志，以感生神话和东游神话为主，是早期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时期。二是北宋初至南宋嘉泰年间，以政和四年常安民的《灵济王行状》、嘉泰年间詹仁泽、曾樵的《世家编年》以及洪兴祖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作为标志，以阴兵神话、化豨神话、诞辰神话、祖籍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为主，是祠山大帝信仰的发展和完善时期。三是南宋嘉泰以来至明清时期，以明洪熙元年祠山道士盛希年的《祠山广惠庙埋藏记》作为标志，以埋藏故事为主，是祠山大帝信仰的变迁时期，由之前精英们的造神活动逐渐演变为民间的祭祀膜拜和迎神娱乐行为。
祠山的神话故事以西汉、北魏和东吴作为背景而创作的，与这三个朝代崇信神瑞有关。查中国历史年表，以神纪元的惟有西汉的神爵，东吴的神凤，北魏的神瑞、神、神龟，唐朝的神功、神龙。祠山神话自唐朝以来开始创作，以类相从者唯有西汉、北魏和东吴。《廿二史札记》曰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此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朝瑒瑩。元魏是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受其影响，故唐末颜真卿的《横山庙碑》首先抄袭《魏书·序纪》的内容。史载宋朝以火德王，与汉朝火德相同，故抄袭汉朝也最多，乃至汉末之东吴也不遗余力。（责任编辑：魏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研究［１２ＢＺＷ１２１］，安徽省Ｃ类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建设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团队中国历史与文化建设项目，池州学院校级项目广德祠山大帝信仰研究成果之一。
①丁希勤：《宋明以来徽州的民间信仰研究》第９章《祠山大帝》，安徽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２０１３年６月。
②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大林：《祠山大帝考》，《民俗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皮庆生：《宋代民间信仰文献———〈祠山事要指掌集〉》，《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李鹏：《高淳的祠山大帝信仰与治水活动》，《寻根》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③⑤瑏瑡瑏瑢瑏瑣［南宋］周秉秀撰：《祠山事要指掌集》卷２，明宣德七年抄本。
④《魏书》卷１《序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同注③，《祠山事迹略云》。此处不完整，另据《祠山小志》卷上《祠山广德王事迹》补充而成。⑦［明］顾起元撰：《说略》卷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正统道藏》第３６册《搜神记》祠山张大帝曰：大女谓曰吾汝祖也，赐以金丹，已而有娠，怀胎十四个月，当西汉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影印本。
⑨［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卷１４曰：广德州横山有庙志，云生西汉末……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风，后一日必多雨。俗人相传以为神请其夫人之小姨饮酒，故加以风雨欲视其足也，可谓渎神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瑑瑤［明］濮阳春撰：《祠山志》卷３《行状》，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瑏瑤瑐瑥［南宋］周秉秀撰：《祠山事要指掌集》卷７。
瑏瑥［明］宋讷撰：《西隐集》卷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瑏瑦《汉书》卷５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瑏瑧瑏瑨瑏瑩《汉书》卷７０。
瑐瑠《汉书》卷９６。
瑐瑡《汉书》卷１７《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瑐瑢《汉书》卷５９《张汤传》：张汤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
瑐瑣［清］胡有诚撰：《广德州志》卷２４《节序》，光绪七年刻本。
瑐瑤瑑瑢《魏书》卷３５《崔浩传》。
瑐瑦同注③，《颜真卿横山庙碑》。
瑐瑧［明］凌迪知撰：《万姓统宗》卷３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瑐瑨瑐瑩瑑瑠［清］张在田撰：《龙阳县志》卷１，嘉庆十九年刻本。
瑑瑡［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３《两汉多凤凰》，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瑑瑣瑑瑩［清］胡有诚撰：《广德州志》卷２４《风俗》。
瑑瑥［南宋］周秉秀撰：《祠山事要指掌集》卷５，
《斗坛》。
瑑瑦同注瑏瑤，《正讹》。
瑑瑧［民国］钱文选撰：《祠山小志》卷上《吴氏祠山辨》，民国铅印本。
瑑瑨［宋］卫湜撰：《礼记集说》卷４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瑒瑠瑒瑡瑒瑣瑒瑤瑒瑦瑒瑧瑒瑨［明］濮阳春撰：《祠山志》卷６
《埋藏备考》。
瑒瑢［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９０《杂祠淫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瑒瑥［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卷１４。
瑒瑩［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１５。
本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作者：丁希勤，年出生，男，安徽怀宁人，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版权归原创作者及首发平台所有，致谢！
图片摄影：刘训山·《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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