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号称传世的二十四之一，记录了汉末三国期间近90年的复杂史事，正如何兹全、马植杰等专门写过三国史的专家都表示，说起来中国人几乎妇孺皆知三国人物和故事，但三国历史毕竟不同于三国文艺，三国史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的冷门，又以蜀汉方面的研究难度最大。历史上最权威的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汉人，《蜀书》仅有区区十五卷，陈寿称蜀汉没有设立史官导致史料散失，这符合实际吗，还是他另有隐衷？
今天出版的各种《三国志》之一
一、陈寿说蜀汉没有史官是事实吗？
陈寿生于巴西安汉（今属于四川南充市），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研习《尚书》、《三传》，并精通《史记》、《汉书》等典籍。
西晋太康元年（），王濬楼船下益州，东吴被灭，三分归晋。陈寿正在这一大事不久完成了《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当时的人们就盛赞陈寿具有良史才干。据说曹魏大将夏侯渊的曾孙夏侯湛也在撰写一部《魏书》，见到陈寿的《三国志》以后，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名臣张华更是对陈寿倍加赞赏，对他说：“应该把《晋书》也委托给你撰写。”足见陈寿在晋朝以后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欣赏和器重，这种大器晚成的名声和他作为蜀汉出身的强烈反差，恰恰导致陈寿在《三国志》的写作处理上，的确存在让后人所不容易理解的争议。
《三国志》流传以来，晋朝时期的人们大多都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在前期流传的众多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评价汉末魏晋的其他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但是《三国志》后来却引发很大争议，一方面史实安排不均衡，描写处理瑕疵不少；一方面史学态度也让后人猜测和疑惑，两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本身史学撰写上的问题，好比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对一些事件显得有矛盾之处，尽管三国时期原始史料欠缺，但对一些已经比较明显的事实，陈寿依然处理的含糊矛盾（例如赤壁之战和后来争夺荆州的归属），就不像是一个客观现象，而是作者主观有意识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争议在于陈寿的史学态度，也就是古人爱说的“史德”，对此，后世史家都认为，可能是因为陈寿出身蜀汉，却在晋朝做官做事获得地位，为人显得特别小心谨慎。
纪念陈寿的塑像
《三国志》中，陈寿对曹魏和司马氏的事情大多有回护和溢美，受到了历代史学家批评。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曹操，好像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三国志》应该是还原历史上接近真实的曹操，而后来《三国演义》中的奸雄曹操是不真实的小说形象。客观来说，难道史书《三国志》里面不是陈寿为了回护曹魏，“刻意”加工处理曹操形象的结果吗？陈寿难道不是故意摒弃了当时许多对曹操不利的材料，只突出功绩一面吗？
由于陈寿尊曹魏为正统，为曹魏写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只有传，没有纪。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但能够得到一些理解。实际上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总体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它们互不统属，三国之间地位毕竟是相等的，因此这并不是大问题。
在凸显曹魏的背后，对待蜀汉和东吴的分量就存在顾此失彼。陈寿写《三国志》，魏国有王沈的《魏书》，吴国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偏偏陈寿认为蜀汉搜集史料非常困难，费了很大心血，《蜀书》才仅有十五卷，勉强算全书四分之一。历来人们都相信《蜀书》中的解释，蜀汉是没有史官，但如今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指出，看来这是陈寿刻意隐瞒的事实。《蜀书·后主传》清清楚楚记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吴大将军孙琳废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景耀元年是刘禅在位的第三十五年，距离诸葛亮去世已有二十三年。这一年改元为“景耀”的原因是因为“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很明确指蜀汉有史官。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观察天象，记录发生的朝野事实。这从汉朝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任太史令就是如此，蜀汉以汉朝为延续，自然也继承汉朝史官传统。后主传并非孤证，后世刘知几根据陈寿在《蜀志》其他的史料还记述有“王崇补东观，许慈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益州）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他就指陈寿故意制造“曲笔”，有失公正。
熟悉古代历史的都清楚，东观也是汉代朝廷所设的史馆称谓，东观郎就是史馆官员。陈寿自己就在蜀汉出任过“东观秘书郎”，他应该很清楚蜀汉史料书籍的情况。后来陈寿还利用当地搜集的资料编撰《诸葛亮集》和《益部耆旧传》。汉代东观职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班固，当年就参与编撰了一部《东观汉记》。
刘知几认为“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本就指参考资料并不缺乏，撰写著作都有根据。因此，东观郎王崇就著有一部《蜀史》。不光如此，陈寿的老师谯周也著有一部《蜀本纪》，要说蜀汉没有史官和参考史书显然并不是事实。刘知几还专门以此批评陈寿对诸葛亮辅政的政策十分误导后人，有“抹黑”的嫌疑。今天应该指出陈寿的确是在撰写《三国志》过程中做了一些手脚，煞费苦心，但要说他刻意贬低诸葛亮和蜀汉历史，其实也同样“不公正”。
《三国志》书页
陈寿著《三国志》也属于私人修史，由于他所处时代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曲折反映历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相当隐讳，例如刘备明明号称继承汉室基业，国号是汉，但陈寿不得不出于现实改成“蜀”，以此造成千百年来对历史真实形成偏差。许多后人都受《三国志》误导以为是魏蜀吴三国，从史学角度而言并非这样，对后世的影响确实不够客观，这一改变也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可出于陈寿的时代背景，也同样显得情有可原。
二、《三国志》存在的种种史学问题
后世认为陈寿在《三国志》中表现的史实态度问题非常多，如房玄龄等撰写《晋书·陈寿传》，一方面承认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另一方面认为陈寿的偏见在书中经常有所表现。举例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清朝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对史书的回护传统进行了总结分析，也认为陈寿显得不够客观，有些地方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指出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记载:“(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严重的是高贵乡公被弑，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赵翼为此十分感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三国演义》影视剧照
赵翼罗列的证据很多，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赵翼认为陈寿不仅对曹魏的本纪多回护，许多其他曹魏方面的人物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曲笔让赵翼十分困惑:“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赵翼所指种种情况，若从史学角度来说是很明显的问题。但魏晋交替的严酷环境，陈寿的无奈可能也超乎后世的想象。曹魏晋朝都是世家大族垄断官僚阶层，陈寿一个蜀汉地方小官出身，因史才而受人推崇，这种意外扬名的社会效应，不得不显出“委屈求全”的尴尬。陈寿原本是私人写史，但没想到会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