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友乎？节孝乎？叔侄为世俗荣誉争讼--解读《冒志殴尊案卷》
原创蔡予新
《冒志殴尊案卷》是记录一件诉讼案卷的清代钞本，封面题：“大清光绪四年()岁在戊寅正月，大启、大崇、大镛、嘉谊、嘉喜仝立”。大启、大崇、大镛为兄弟三人，嘉谊、嘉喜则为侄辈。
该钞本作者也是这案卷的当事人，姓名：李敬承，籍贯：安徽婺源，家住婺源东乡五都黄莲潭，年龄：六十岁，身份：生员即秀才，职业：教书先生。
该案件的由来详见他的自述：“病中草述节略使后人知来由，丁丑岁，予在秋溪教馆，东宅有安庆报子到，问之，乃己巳年修通志，予问黄莲潭入志者，亦是尔报乎？答曰：总在包囊中，检出视之，内中李祖荣为其祖騰芳入志，其条曰：附贡生李騰芳事亲至孝，兄弟三人各爨后，生意之事付与夥计，料理养亲之事，一肩担承，二弟得子迟，季弟早丧，有子六人，騰芳扶养成立。如此慌报，将置吾母於何地？吾母现在，年八旬，当日亲身奉养翁姑，抚养儿媳，活证难磨，若任其慌-----（原文缺）”。
光绪丁丑年()，李敬承在秋溪教馆教书。年末，见安徽省城安庆的报子来到东家，称己巳年()修安徽通志，东家做善事入《省志》。《省志》即《光绪安徽通志》，光绪三年（）成书，四年（）刊行。他询问报子有没有黄莲潭的事迹入省志，报子即旧时给得官、升官、考试得中的人家报喜而讨赏钱的人。
经过翻检，李敬承见有其侄李祖荣将祖父李腾芳的“事迹”入《省志》的“捷报”，称“孝友”。孝友指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也专指对兄弟友爱。申报“孝友”本无大妨，应是李氏家族盛事，“其条曰：附贡生李騰芳事亲至孝，兄弟三人各爨后，生意之事付与夥计，料理养亲之事，一肩担承，二弟得子迟，季弟早丧，有子六人，騰芳扶养成立。”李腾芳的“事迹”有二：一则李腾芳扶养李敬承兄弟，二则“一肩担承”赡养双亲。
然而，李敬承也向《婺源县志》申报其母亲“节孝”，其事迹就是苦守节尽孝养双亲，“吾母现在，年八旬，当日亲身奉养翁姑，抚养儿媳，活证难磨，”如果承认李腾芳“一肩担承”赡养双亲，那么李敬承之母苦守节尽孝奉养双亲，从何谈起，也相互矛盾了，冲突就在这两点上。李敬承认为“李祖荣为其祖騰芳入志，全假犹罢，无奈损人利己，使人不肯甘受”。李敬承之母尽孝的公婆即是李腾芳的母亲，两者是伯婶关系。
年终，李敬承结束教学工作，寒假回家过年。他持以长辈的名份，带着问罪、责备的口吻，上门询问其侄李祖荣，要求侄儿将“孝友”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责成恢复他母亲的名誉。李敬承倚老叔尊，李祖荣则年盛力强，根本不把叔父放在眼里。叔侄两家一直不和睦，这个事实，李敬承在后面的讼状中提及：其父死后，不久就分家各过日子，其伯父李腾芳随即收购了他家的田地，两家顿时形同路人。
叔侄双方讲不拢，随即恶言相向发生肢体冲突。李敬承年过六旬，年老体衰，而李祖荣仅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加上有一群亲属做帮手，李敬承被打得鲜血淋漓，大败而走，一身衣裳沾满血迹。李敬承感到大失体面（他是秀才），大失叔尊（他是李祖荣的叔父）。于是，他走上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之路，一场官司风波由此而起。他以“冒志”和“殴尊”二个理由打这场官司，“冒志”指李祖荣将他祖父李腾芳擅入《省志》“孝友”条，侵犯了他母亲的“节孝”的名誉。“殴尊”则是李祖荣殴打李敬承，侄儿打叔父，以下犯上。他要挽回世俗名誉、社会地位和尊严，弥补身体受到的侵害。
一、先投乡词
光绪四年（）正月廿三日，“具投状人敬承仝姪嘉谊，投为盗名犯义嗔论殴尊、叩呈覈实究逆维风事，被逆姪祖荣，扛殴人：接富、祥寿、五头、科，余凶候补名。证身父兄弟叁人，騰芳居长，祖母在日，叁房轮养，迄至临没，並无参差，駭荣将伊祖騰芳魆上省志，谎称养亲之事，壹肩担承，现在身母年八十，当日亲身奉姑，活证难瞒，荣只顾盗名奉祖，将置身母於何地，又冒称身兄弟六人，騰芳扶养成立，窃思身父在日，已经分爨，身父没后，騰芳买身兄弟田产，业随契割，等于路人，扶养属虚，又已概见旧冬省志来报，始知其诈，死者竊不虞之誉，生者抱不白之冤，身向荣酌实，荣反纠党擒身扛殴，血伤凭确，血衣淋漓，溅及救者，比经验明，犯义逆尊，莫此为甚，为此迫叩约尊先生尊前施行。”
乡词一式五份，分别投送本村乡约、本族房长、保正、理众二份。乡约，指明清时乡中小吏，由县官任命，负责传达政令，调解民间纠纷。清代乡村每十户为一保，每五百户设都保，为首称都保正。此时李敬承尽管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他不想把矛盾搞大，他企图在乡村一级小范围内解决纠纷。另一种可能是，当时有规定或约定，去县城打官司之前，必须经过乡约调解。调解不成，方可去县城打官司，李敬承不得不先走乡约调解这条路。调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乡约偏向李祖荣，因为他家财大气粗，根本约束不住他或者不想得罪他。民间的调解失去了作用，或者调解结果不利于李敬承。李敬承毫不犹豫走进县城呈状纸控告李祖荣。
二、禀告县官
先简述一下清代官衙的封印、开印惯例，封印选在每年十二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天中的一天，开印的日期选在新年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天中的一天。期间这一个月，各级官员放假，不办公理事。光绪四年（）正月廿八日，距投词乡约仅五日，县官上班办公时间仅七天左右，李敬承就上呈状纸，可见他对这场官司很着急紧迫。状纸与投乡约词大同小异，“约族公论，负嵎莫制，尤敢纠集乌党，录名画押，谋杀生命，窃生老母守节八旬，将入县志，若任其诈冒，有妨母节，安肯甘受，非叩法究，伦纪奚存？不得不伏叩宪太公祖恩鉴，逆殴有伤，盗名卷确，赏提到案，究党究殴，以整伦化，焚香上禀。”，李敬承在呈状上的署名是李继昌，这可能是他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时用名。
二月初三日，县官出批：“李继昌伤已验明，候差传李祖荣等讯供察断，供单已附。”衙门公事公办，拟出传票传唤被告，办事也不算太拖拉。李敬承接到批复，等待县衙出传票传唤被告人李祖荣，但连过几日，始终不见县衙动静，眼看考试将近，不觉着急起来。
二月初八日，他再次呈文催促，“禀为沐恩批传讯，恳迅饬差以便赴考事，缘生以冒志殴尊等情具控一案，沐恩批示，伤已验明，候差传李祖荣等讯断等谕，捧读之下，仰见明察秋毫，自应静候发房佥差，何敢凟烦，但闻□□学宪将次案临徽郡，生当赴试，不得不再叩宪太公祖恩鉴，考期在即，迅赏发差提逆到案，究党究殴，以整伦化，焚祝上禀。”禀文中提及学宪即学政，当时安徽学政按临徽州，主要是主持岁考或科考，秀才由附生升增生，增生升廪生，皆出自岁考。另外，三年大比之前，先对秀才进行甄别，就叫科考，科考合格，始准参加乡试。
李敬承的催促得到县衙较及时的回复，二月初十日，杨知县签发一张“信票”，信票即传票，其内容是主要的：“钦加同知衔特授婺源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杨为饬差传讯事，据东乡黄莲潭生员李继昌、民人李嘉谊呈称，生父兄弟三人，騰芳居长，前修省志，芳孙祖荣魆将伊祖上志，谎称芳养亲担承，又称生兄弟六人均芳扶养，旧冬见省报，始知其诈，向荣酌实，喝凶擒殴，约论莫制，叩验提究等情到县，据此除验伤讯供批示外，合行饬差传讯，为此，仰役协同约保，即传后开有名人等，限三日内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延迟干咎，速速传。计开：李祖荣、李接富、李祥寿、李五头、李科，以上被。李继昌、李嘉谊，以上原。李嘉猷抱呈，约保。
光绪四年二月初十日，差：王河、张淦、黄开、潘贵、潘辅、程然，县行。”信票附注了这次公差的执行费用：贽见钱贰仟九百文，发脚钱贰仟壹百文。这些收费名目和金额，对研究当时的司法审判有参考价值。
李敬承将状纸上呈县官，李祖荣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也积极应对，运用人脉和经济资源，李祖荣与李允钦结成同盟。两人在李允钦家饮酒，李允钦给他出谋划策。这一幕，让李敬承觉得简直是对公理、法律的挑衅，他前去论理，毫不例外遭到驱赶和殴打。
更令李敬承意想不到的是，信票发出，被告一干人等也带到县城，此案依然没进展，既没提审，也没对被告实行限制措施。“兹蒙差传，钦俨然嫌疑不避，与荣到城，当街掉臂而行，倚势挺讼，”被告居然与同谋手挽手、肩搭肩地逛大街。李敬承气愤极了，他再次禀告县官，强烈要求：“非沐恩严究凶党，以惩逆殴，将来懦弱穷儒冤何处伸？为此再叩宪太公祖恩察下情，提逆到案，押交凶党，以惩逆殴，以杜效尤。”面对被告的强势，李敬承也感觉到处于弱势地位的无奈，只能示弱请求官方保护。
自从县城回来，李敬承因惧怕受到被告的纠缠和可能的伤害，不敢回家，只在教馆里教书，连他母亲生病，他只能偷偷潜回家服侍。李祖荣、李允钦的人不时来回窥探，这让他在担惊受怕中过着日子，心身压力非常大。时间又熬过去三个月，李敬承担心此案无期限拖延，人证、物证有失灭之虞。四月廿四日，县衙差吏又上门勒索去发脚力钱弍仟一百文，却不透露任何有关案情风声。
四月廿八日，李敬承再次禀文上呈，催促县官审理，“窃思祖荣当日蒙冒省志，族内正人並不知，伏乞恩赏提其当日人证，如无人到案固谎，所到非其人更谎，不得不叩宪太公祖究逆究唆，提凶提证，以杜后患。”
催审禀文递交后，知县在当日夜晚开堂审理，这是李敬承意想不到的。更令他出乎意外的是，知县这次夜审，他居然不是原告，且被告也没到堂，相反，李敬承他自己是被告，显然，他被人反告了，告他的人是李祖荣。李敬承是如此叙述：“四月廿八日事，李祖荣贿通族内邪党，冒充进禀，谎称身素行索诈，后司衙役，一併串通，独瞒县主一人，伪禀一进，黑夜坐内衙审问，坐上公席，即以伪禀一偏之词为据。”李祖荣的社会活动能量让李敬承措手不及，李敬承似乎尝觉到无穷无尽的官司苦味了，然而只仅是刚开头。
庭审“笔录”是这样的：知县问：秀才何以惯索诈人家？李敬承对答：生员平素品行，请父台去遍访合县，果是好人歹人。知县问：李某人，汝亦知纲鑑否？文王于纣王，是何称呼？李敬承对答：文王于纣王，只有一称呼，无二称呼，当其三分有二之日，仍是君臣，及其八百会同之日，即是独夫。李敬承又补答：生于纲鑑，虽然不熟，觉薛包之为人甚好。知县问：薛包是何朝人？李敬承对答：汉。知县又问：前汉后汉？李敬承对答：有鑑在。上面这段对话，不似审问，仿佛是一位知县与一位饱学秀才之间的学问探讨，只不过，对话里火药味很浓。岂料，李敬承话音刚落，“其时旁边观者闻言哄笑，兼之左右桌角吏添言：明说薛包，莫非寓意骂老爷草包否？县主坐在公座上，便面青如一指濶，勃然变色曰：县官尔做乎？我做乎？何乃谈典故而直言不逊也。”
知县以为李敬承骂他是不学无术的草包，这明显是皂吏一知半解或挑拨离间。知县当即“吩咐书房王以卿戒饬廿”，由于李敬承是秀才，功名在身，打不得屁股，就挨打手板二十下。知县怒气未消，接着“跳下公座，耀武扬威，揪身（李敬承）之辫，逼结。”硬要李敬承具结服判，李敬承抗辩，“案未曾审，如何肯结。”衙门差役一拥而上，李敬承不得脱身，结纸早已由书房写成，“其内有毋许上控一句歇脚。”李敬承被人揪住辫子,没奈何，明知是逼迫，也只得乱涂一笔，画押具结，以求暂时脱身。
这场夜审使得李敬承受尽屈辱，大丢读书人的斯文体面。李祖荣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上下其手，打通衙门里的各层关系，让知县确信是李敬承故意敲诈他，反告李敬承一状。知县提审，时间竟安排在夜间，且缺原告到堂，单独提审被告。此时，李敬承已由原告角色转变为被告，表露出李祖荣与知县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审问的第一句话来观察，知县早已作有罪推定，认定李敬承诬告敲诈李祖荣。
不过，也可以推测，知县之所以要安排夜审，可能觉得家族内部纠纷，不宜公开审判，想私下调解结案为妥，这样既不伤李氏家族内部和气，又符合固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这个推断，从县衙书房事先拟写的具结内容可佐证，结纸中有不许李敬承上诉的规定，这固然对其不公平，但也含有“息讼”的意愿。
夜审中，由于李敬承天真的书呆子想法、杨知县有限的知识面，加之皂隶的故意挑弄，一场不公开的内审调解最终演化成全武行，李敬承与杨知县结成怨家。李敬承在回答杨知县的提问之初，就认定知县偏袒李祖荣，料定不会作出公正的判决。他“自忖度县主纔坐上公座，开口便如此偏袒，则案讼定是偏断，可想而知，到不如待其说出破绽，驳他几句，使他退堂，再作商量。”又“心中暗想，县主既受朝廷爵禄，审案之时，言语当避忌讳，问非当问，忌讳明犯，身前对他这几句话，请他自觉无颜足矣，”
李敬承一厢情愿地想用《纲鑑》中的“薛包”典故（薛包，东汉人，以孝友闻名于世）来提醒知县，“意中是欲他悟到薛包之事，庶几缘典以折狱也”，希望他秉公执法。“不料，幼童所晓之典故，而云南进士官杨春富竟懵然不知”。据《婺源县志》卷十三、官师一、县职：“杨春富，号名园，云南楚雄县人，由进士同治十二年任。”李敬承运用的一个好典故，非但没唬住杨知县，反挨了二十手板。
回家后的李敬承心情很糟，“是夜之审，半塗而废，有官如此，何以为民分忧，逼身不得不向前行矣”。李敬承决心上诉,时遇徽州知府不在岗，“情激诉府，恰府公出，投诉无门。”于是他越级上告，将诉状递到芜湖道（徽宁池太广道,领安庆、徽州、池州、太平、宁国五府，治芜湖。光绪年间置分巡皖南道，领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五府一州，治芜湖，故称芜湖道。）
三、状递芜湖道
五月某日，李敬承因“忧忿卧病中途”，委托侄子嘉谊、嘉湧代他呈状上诉到芜湖道衙门。他在状纸中，陈述案情起由，控告婺源知县办案不公，“奉县堂讯，满望肃法有主，殊知财可通神，书役贿通，后司侮弊，朦蔽县聪，不究凶殴，将生戒责廿，勒生完结，生苦难遵，奈堂威逼迫，喝役拥劫，痛忍连心，可怜生年六旬，含此奇冤。”恳求道台“恩怜鉴主，赏提审办，肃法纪以正人伦，维风化以安儒懦。”
道台阅状后，对李敬承的“纵逆勒结，枉法含冤”的上诉理由并不认可，即批：“该生为母请旌，果符年例，得邀旷典，在该生固得遂显扬之私，即该生之姪李祖荣等亦莫不与有荣幸，何得反多阻扰争殴肇讼之事，况騰芳为该生之胞伯，身后得与孝友之列，是懿行节操萃于一门，一邀朝廷之旌，一得通志之誉，该生等方将庆幸之不暇，又安可因此微嫌，互相攻讦，致贻先人口寔。”道台认为，在家族内部，孝友、节孝并无冲突和矛盾，家族内部纠纷，劝和调解为宜，应“息讼”至上。
因此，道台并不直接审判是非曲直，而是要求：“该生既列庠序，当明义礼，似此口角，细故既经控县，着即赴县，静候讯断，不得率请亲提，致滋讼累违式。”让李敬承耐心等待县衙的判案，遵纪守法，不要累讼伤身。
道台这番不分屈直的劝词，显然平息不了李敬承心头的冤愤之情。他再次向道台提交诉状，吸取上次状诉的不足和缺陷，他特地找到“代书”替他写状纸。“代书”是当时专门替人打官司写状纸的专业人员，经他们之手的状纸，均加盖官方颁给的“代书戳记”，衙门认可这样的状纸。
经过“代书”修饰的李敬承状词是这样开白：“具状徽州府婺源县附生李继昌为殴辱无伸，非敢滋讼事，缘生年六旬，舌耕三十余载，素守卧碑，从无干预外事。”接着，他又复述一遍案情事略，特写明：“（李祖）荣畏抗案，贿通劣绅出入公门之李允钦，假冒房族，突插帮讼，朦县偏断，不究殴尊，反责生廿戒饬，竟成逆焰滔天，斯文扫地，冤上加冤。”紧接一段是情景渲染：“当时，生欲撞死案前，猶望天上有天，奇冤可雪。”捎带几句对道台的恭维：“捧读金批，曷勝感戴，洵是一字一珠永为宝鑑。”
状纸中重点说明为何越级上告的原因和理由：“理当遵批赴县，何敢滋讼，生果口角细故，断不控县，生果不确被逆殴，亦不敢扛县验伤，生果不实受冤，万不敢不惮跋涉，卧病请提，生果不真实受县屈，更不敢再禀妄凟，况生既忝读书，讵不自知讼则终凶，且生年已衰老，尚又老母在堂，又何暇鼠牙雀角，无如既被逆殴，由逆致辱，使生情万难已，若不再求严整，不独生命莫保，而将来伦常日頹，斯文顿没。为此，沥陈殴辱之冤，遣抱再叩。”
最后恳请道台亲审或将案件下发给徽州府审理：“为懦作主，恩赏亲提，以雪沉冤，抑或檄府亲提，振伦扶懦，如虚坐诬，簪缨万代，啣环上禀。”状纸中提及“卧碑”典故，明清时期，为了约束和控制生员言行，将有关条规镌刻在碑石，称卧碑。卧碑条文有不许生员干政言事，限制诉讼等内容。芜湖道的刘道台估计被李敬承执着打动,他迅速批文给徽州府:“昨据具禀，即经明晰批饬在案，兹据控称，被殴受伤经县验讯，如果属实，何至反受戒饬，其中恐有隐饰别情，仰徽州府即饬婺源县迅即提集人证，讯断详夺。”
显然，刘道台对李敬承被殴反受戒饬一事感到不解和疑惑，认为其中另有隐情，因此要求徽州府立刻责成婺源知县重新提取人证、物证再审，及时上报审判结果。同时，刘道台叮嘱再三：“毋任同室操戈，久滋讼累”，这是对徽州府、婺源县的办案要求，也是对李敬承的劝谕。
徽州府的何知府接到刘道台的批示公文，当即以札文转饬婺源县：“札到该县，立即遵照迅速提集人证，秉公讯断详夺。”最后仍有语气加重的这一句：“毋任同室操戈，久滋讼累，切切，特札。”
面对道、府两级的压力，婺源杨知县依然久拖不办，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李敬承是这般记述的：“道遗文到府，府札到县，理宜县主遵札，提人证复讯，无奈县主杨，因谈纲鑑薛包之事不晓，为士者笑之，此恨县主积于胸中，迁怒于身，冤责戒饬，偏听伪约族谎禀作主，豈有接两宪文札而不朦详者乎？”他认为杨知县气量太小，因《纲鑑》薛包典故之事被人讥笑，怀恨在心，加之李祖荣做伪证反告，偏听偏信，故特意不审不判，饰词应付上司。
年关将近，这案一直拖着，他又起意欲赴府、道控告。他母亲此时生病，作为孝顺之人，他在家服侍照料，没有时间外出。“为母病日沉重，不敢远离左右，延纏至十二月廿三日寿终，更宜居丧守制，以待起服。”他仍打算居丧守制后上诉，光绪五年（）杨春富离任，由湖南长沙人金士翘署理婺源县事。
四、后语
由于该案卷抄本内容不完整，我们无法了解李敬承事后的动态去向和案情。很遗憾，本文没有述及这场诉讼的最后结果，也许这场官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人物九、孝友六有“李腾芳孝友”条：“李腾芳，字会之，附贡生，黄源潭人。性醇谨，奉养二亲，曲尽其诚，亲殁哀毁几灭性。遇荒年平粜，恤孀孤不取偿。济困怜贫，助亲朋无顾恡他，如立祀田建义仓，平路修桥，输租亭渡，至今人怀其德。”但该条文已不见“一肩担承”赡养双亲的内容。
《安徽通志》即“省志”无“李腾芳孝友”记载，说明这场诉讼尽管没能判决是非，但其社会影响已波及省、县志编撰者的取舍思路。直面社会舆情，省、县两级官方修志者也权衡利弊，有选择性地将相关条文入志，避免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传统体制的稳定。
孝友、节孝是古代中国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作为统治者一员的各级官府处于两难之中，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又有地方势力的干涉，作为基本政府的县衙或模糊两可，或规劝和解，或拖延判案，都不失为上策。
维护社会秩序，不可同室操戈，不致讼累，是官府审判此案的出发点，当然，谁的社会势力强，有利面就摆向谁，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体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维护层面上，就“孝友”、“节孝”而言，非等同于熊掌与鱼之间的决择。但对于李敬承、李祖荣来说，却是熊掌与鱼的取舍，这是当时的个别社会缩影，也是该家族宿命。就社会地位而言，李敬承是秀才，李祖荣是贡生，同是读书斯文人，却闹至叔侄两家反目上公堂，虽是个案，但也透视出社会共性，令人深思回味。叔侄两家矛盾的焦点，来自各人的不同利益诉求，均为了“名誉”，各自为战。
争斗的结果是李敬承阻止“李腾芳孝友”事迹入省志，却阻止不了“李腾芳孝友”条文入《婺源县志》，李祖荣“赢”了，达到目的，虽然不尽完美。然《婺源县志》中却没记录李敬承母亲的“节孝”条文，因此，不论这场官司的结果如何，李敬承在“入县志”这节点上，他的确输了。
这册案卷生动地揭示了清代诉讼世态的一面，案件的孰是孰非，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无关紧要。随着案卷一页一页翻阅，往日的历史原像逐渐清晰，使得我们也能窥知其中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