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墓葬群的发掘收获不小，共出土50余件器物，在北宋葬式方面也收获颇丰，墓的各种类型都出现了，有衣冠冢、迁葬冢、疑冢，对其作用都有了深刻认识。当然，最有价值的还是出土了6合墓志，有1万余字，提供了许多正史上没有的珍贵记录。
发掘队进行最后的扫尾工作。尽管严密封锁，包公墓发掘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乎每天都有人群围观。其中一位几乎每天都来看望的老人，这时突然告诉发掘人员：你们发掘的还不是包公的墓，真正的包公墓在公路下面。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
这位老人叫夏广宏，时年73岁，是位老石匠。他家世世代代看护包公墓。好在这次发掘挖出了太多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处乱不惊了。
看这位老人相貌忠厚，应该不会说假话。听完他的话后，大家又对M6墓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只有左边有一个棺台，而右边没有，地宫内放不下两个棺材。那么，是否此墓并非包拯夫妻合葬墓，只是董夫人的墓？
发掘人员来到老人所指的地方，陈廷献钻探下去，果然有个墓。陈廷献兴奋地说：下面有个墓，比M6墓还大，大家听了后都兴奋异常。很快这座地宫就展现出来：南北长4.8米，东西宽5米，面积足有24平方米；从残存的用条石砌成的墓壁看高应在1米以上；斜坡墓道长达12米。从位置看，这座墓位于整个墓群的正北方，最为显赫，地位最尊。从地宫出土的唯一文物是一个木俑，高35厘米，头戴平顶冠，双手作持物状合于胸前，专家们认为是十二辰神之一。
南方地区的宋朝墓葬最大特点是随葬各种俑类，但宋时墓葬等级森严，随葬品不可越级使用。而在包家只有包拯官居二品，享有随葬十二辰神俑的资格。这些足以证明这座编号为M8的墓茔才是真正的包拯原葬墓，而M6墓则是董夫人墓，夫妻俩原来是分葬的。
这个真正的包公墓曾遭到“大揭顶”式的破坏，券形顶荡然无存，随葬品洗劫一空，墓志被破坏成5块，地宫建筑也毁损严重。这绝非是普通的盗墓者所为，因为他们只会盗取墓中财物，不会采取如此费时费力的方式，此种行径倒像是仇家来寻仇的。难道这又应了传说了吗？
这要说一下宋朝的历史了。宋朝是个很独特的朝代。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后，及时总结了唐五代以来的统治经验，创立出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但是五代时甘为儿皇帝的石敬瑭割弃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大致为今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这一恶劣影响在宋朝时显现出来，北方游牧民族占据燕云，就像把守住中原的北大门，随时可以长驱直入，直捣腹地，造成了两宋余年的严重外患。
包拯去世60多年后，金兵南侵，兵锋所指，蹂躏甚剧。作为宋朝有重要影响力的包拯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和国家共同罹祸，损失破坏严重，包家子孙也四散逃离故乡。金兵退后，包家子孙悄悄回来把包公墓迁葬至董氏墓的西南，还把董氏墓志一起移来，以示夫妻合葬。这就是M1墓。同时为了迷惑盗墓者，抑或是为了讲究风水和昭穆关系，在上方又堆了个醒目的疑冢，而原墓茔则逐渐废为耕地。此举令迁葬后的包公墓清静了余年。
南宋的淮南西路(相当于今省级行政区划)官员看到包公墓的破败惨相后，进行了重修，并撰有《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但是南宋官员误以为董氏原葬墓是包公墓，结果夫冠妻戴了年。重修是在年，说明在此之前包公墓就被弄错了。
包拯去世后,宋朝皇帝敕赐一位“恩生”(一般担任族长)，专门负责管理包公祠、包公墓和保管宗谱等资料，以及接待访客。这个身份是世袭的，最后一代“恩生”是包拯第35世孙包先海，已于解放初去世，其女包训芝也不知情。从包氏家族世世代代把董氏墓当做包公墓进行祭奠来看，包公墓葬的秘密在包拯后人中很早就失传了。
但是守墓的不但有包氏本族人，还有世代以耕种墓田为生的护坟人。看来他们虽然对包公墓的迁葬不知情，却清楚地知道被金兵所毁的包拯原葬墓的所在地。忠实的守墓人把这个秘密牢牢记在心里，一代一代用口述的方式一直传了多年。
如果按25岁一代人来算，守墓人用了超过32代的人来传递这个“接力棒”。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多年后，他们记忆中的位置居然准确无误！如果没有他们的执著传递，包公墓的谜就会永远留在黄泥坎的土地下，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再也寻觅不到，给世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拨开了重重迷雾，所有包公墓的秘密终于一一浮出了水面，吴兴汉误打误撞，第一个发掘的不起眼的墓正是包拯的迁葬墓，成为这一过程的开始，其中包拯墓志有余字，超过宋史记载近2倍，虽然由于损坏严重，有许多字无法辨别，但也弥足珍贵，补充了正史中没有的记录。
包拯墓志的作者吴奎(——年)是山东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少年大才，18岁就与包拯同年高中进士，两人性格相仿，同心协力辅国政，先后进入国家中枢机构枢密院。这样一位与包拯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的人，来写包拯的墓志铭是再合适不过了，“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开首一句笔力雄浑，一下子就说出包拯的特点和性格。志中说他“始以年孝闻于州闾……其声烈表儤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全文情文并茂，真实记录了包拯的事迹和在当时的影响。
吴奎在墓志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宋仁宗“车驾幸其第临奠，辍视朝一日。子綖(即包绶)才五岁，上顾见，惨怆久之，谕左右曰：‘包拯公而忘私，不徼幸也’。”包拯去世后，宋仁宗这位勤政的皇帝，还专门辍朝一日，亲自到包家祭奠，“惨怆久之”，说明了包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期间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是“俭仁恕，出于天性”。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的妄议，也从不挟私报复。包拯固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但没有皇帝的支持也不行。宋仁宗欣赏包括这样的直臣，包拯才能成就为后人景仰的业绩。
宋嘉祐七年(年)五月十三日,正处理政务的包公感到不适而回家，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他抱病写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10天后，包公就与世长辞了。包拯子孙严守这条遗训，不敢有丝毫逾越。在包拯家族的每一代历史上，都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一个词，那就是“清白”。
包拯一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包繶，次子包绶，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和国子监主簿文效。长子只活了24岁，小儿子只活了48岁，而包繶的儿子包永年(领养)也只活了42岁。他们的英年早逝，实在是清贫所致。
年包绶晋升为正六品朝奉郎，调任潭州通判。他由合肥经巢湖入长江，不料在船中身染重病，当到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时便撒手西去。死后人们将其安葬时，才发现除“诰轴著述外”，他身上“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包绶因受父荫25岁就做了官，历任少府监丞、国子监丞、汝阳县令、汝州通判等职，到他去世为官整整23年，但他“廉清不扰”，死后“了无遗蓄”。包绶是死后16年才运回故乡安葬的，因没有返乡所需运费及安葬费。直到其子包耆年、包景年都成年后，才有能力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包家的大茔安葬。人们含泪把他随身携带的影青瓷香炉、砚台、黑墨、铜印和铜镜等物悉数放入棺中。这次发掘也如数取出。
包永年，是包公大儿媳崔氏领养的包家族侄。包永年官至正七品的宣教郎，任崇阳县知县，期未满而病卒，终年才42岁。因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死后是两位堂兄包耆年、包景年凑钱才将他安葬的，他的墓是土坑木棺，随葬品是依当地风俗放置的瓷碗、瓷钵、铜镜，墓志也只是一块石碑。这哪像是官宦人家的墓葬，连稍微富裕的老百姓都不如。
包公墓的发掘工作在年8月底终于结束了。一个完整的家族墓葬群的发掘，在考古发掘史上是罕见的。发掘工作圆满结束了，大家都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由衷地感到轻松。
可是，包公墓的发掘却改变了程如峰的后半生。包拯及其家族的命运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从此，他魂牵梦绕的就是包拯，开始了“上下求索”的艰辛研究历程，且年岁愈大，研究的激情愈炽烈，始终不懈。历经多番周折，在程如峰和同道们的努力呼吁下，最终于年在包公祠旁重修了包公墓，包拯遗骨重新得以安葬。
包拯最有名还是在开封，但包拯很早在合肥就以孝行著称于世，且生于斯、长于斯，资源可以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宣扬包拯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铮铮铁骨和其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拯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希望他的无私精神永久承续，孝肃家风广为传扬。
我是笑谈古和今，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别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