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man/mipso_4792767.html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man/mipso_4792767.html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由于我不会摄影，也没有机会去现场，这张照片是在互联网上找来的。在这里先诚恳地请求照片拍摄者原谅，原谅我为澄清历史真相，为了更生动地复原历史的场景，不得已选用了这张照片。
所谓“秦坑儒谷”石碑一看这碑石的模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感。所谓“坑儒谷”的准确位置是不是在这里，也就更是说不清的事儿了。可秦始皇往山沟里埋人的具体地点弄不清楚，并不等于历史上就没发生过这坑儒害儒的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事儿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确凿无疑的记载——同此“坑儒”之事密切相关的，还有所谓“焚书”，后世把这两大罪恶行径合称为“焚书坑儒”。大家看我说这事儿“确凿无疑”，一定会想，既然如此，那我还要在这里说些什么呢？
这首先涉及我们如何看待《史记》这部书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不管是谁，我们任何人在阅读《史记》时都要首先面对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个问题，说简单很简单；可若说复杂，着实也很复杂。
说它简单，是任何一部史书对历史事实的记述，都不可能没有一点疏误；特别是不可能对每一件史事的记载都一清二楚，容有某些含混暧昧之处。司马迁对秦始皇“坑儒”之事的记载，前后脉络也许并不那么清晰，前因后果也许并不那么鲜明，但这只是史事考辨层面的事情。在历史学研究中，史事考辨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考辨清楚史事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用。因而若只是对秦始皇“坑儒”之事做出技术性的考辨，也就是一件像吃家常便饭一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的寻常事儿了。
说它复杂，是当代著述家中颇有一些人对《史记》纪事的信实性从根本上提出怀疑。这类学者以为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了记述实际发生的史事，而是因为看不惯当朝皇帝汉武帝的种种荒唐做法，从而刻意借古讽今，把道听途说的荒唐故事随意采录到堂堂“正史”里来；还有人以为司马迁写《史记》就像写小说、写剧本，甚至像现在有些写手写《故事会》一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觉得怎么耸动人心就怎么写。
这么一来，事儿可就大了。因为这涉及司马迁的为人和著史的态度。司马迁动笔撰写《史记》，虽说不是受命于汉廷，却肩负着比皇汉朝命更为庄重的使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天职。
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讲述乃父司马谈临终前握着他的手殷切嘱咐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次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大王王季之思虑。……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对老爹这一通言语，司马迁将其简缩表述如下：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简而言之一句话，继承孔子作《春秋》的志业，续写出像《春秋》一样的史书！古人做事儿，讲究谦慎，那些饱学士人，更是如此，通常不会像现在很多大学教授那样自命不凡，胡乱说大话，一口一个国际一流，一口一个世界第一。可是，在深切体味老爹这一番念兹在兹的心意之后，司马迁竟直言不讳地讲道：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何敢让”者，讲的就是我要上了，当仁不让，没什么可躲躲闪闪的，我司马氏执笔撰写的就是当代的《春秋》！
那么，孔夫子在五百年前为什么要来写《春秋》呢？这事儿，老夫子自己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所谓“见之于行事”，当然是指编次载录古人的实际行为，孔夫子所施刀笔，不过“采善贬恶”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绝不会为了表达自己的道义追求而随意采录道听途说的荒唐故事，把子虚乌有的传说，写成真实发生的历史。
孔子撰著《春秋》，对待史事史实，其立场和态度如此，那么，如上文所见，矢志追慕其后的司马迁，也必然会亦步亦趋，恪守不渝。这一点，司马迁本人既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了读者，我们在阅读《史记》、利用《史记》来研究历史问题时，就一定要首先认明并准确把握这部史书的纪实性质。
另一方面，与后世史书不同的是，司马迁所处的那一时代，对《史记》纪事的严谨性和可信性还提供了特别的保障。
大家看老太史公司马谈在对他的儿子司马迁做“临终嘱咐”的时候，特别强调“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这一家世，复又断言“余死，汝必为太史”。这里的“先”字指的是“祖先”（现在有些地方的“乡骂”，还有“日你先”的骂法，只要是十六岁以上的成人，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先”字的意思是什么），上下通贯地理解，可以看出司马谈很看重“太史”这一身份。又司马迁本人也反复提及“司马氏世典周史”，或谓“司马氏世主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更凸显了史职与上天之间的联系。
这是因为在上古时期史官本是一个颇具神职色彩的职位，即其身居天人之间，敬畏上天的程度远过于世人。上天在这些史官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高于尘世的君主。因而必须记事以诚，记事以实。不然的话，将会遭受神责天谴，而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是甚于世间所有暴虐的君主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在王纲涣散、百官失职的春秋时期，独有史官恪遵其守，出现齐太史一家兄弟三人前仆后继秉笔直书“崔杼弒其君”的“壮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述，史职可以说是一种“天职”。
这种“天职”般的职业特性，在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年代，仍有很强的存留，所以他才会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愿（关于这一点，我在拙著《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已经做有很充分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参看），而这样的意识和境界，是保障《史记》记事信实性的内在机理。
看我这么一讲，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事儿本来就很简单，史书么，就是照录实事，又不是小说，怎么会为表达自己的现实感慨而随意写录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呢？要是随便想写啥就写啥，那不就成写小说了？那人们还读史书干啥，干脆直接去读《三国演义》、去看《故事会》算了。读史书，不就相信史书里记载的都是真事儿么？
实际的情况，真不这么简单。要是史书记述的史事都这么简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世界上也许就不需要历史学者了。尽管当今学术圈内人对历史学者的使命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各不相同，但澄清前人漠视的史事，辨析史书记载的谬误，阐发表象背后的隐微，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史学从业人员所能认同的本分事儿。前面我说史书叙事不可能略无疏误模糊之处，《史记》对秦始皇“坑儒”之事的记载就还有待治史者加以解析申说；特别是前人的论述，颇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这更需要仔细审辨《太史公书》的记载，阐明当日的真实情况。
谈到秦始皇“坑儒”之事，往往都会与他的“焚书”之举相提并论，而要想清楚说明“焚书坑儒”的发生缘由，就要从儒学在此之前的发展历程说起。关于这一历程的概括记述，见于《史记·儒林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闲，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请大家注意，所谓“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上面引文的标点，是完全照录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的模样，但其中存在严重问题，影响到对这里所要讨论问题的理解，下面将具体说明其错谬出在哪里。
《史记》这段话，是讲孔夫子离世之后儒学的发展状况，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他刚刚去世不久的一小段时间之内，诸弟子散布天下各地，讲学布道，一派繁荣，而其达者往往为王者“师傅卿相”，稍逊者亦“友教士大夫。至于所谓“隐而不见”者乃时或有之，在观察天下大势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阶段是在战国时期诸国并争愈演愈烈之后，因为在弱肉强食的天下秩序中不符合列国君主的要求，各地“儒术既绌”，其学独兴盛于齐鲁之间。在这第二阶段的齐威王至齐宣王之间，最有代表性的儒者，是孟子和荀子，先后“以学显于当世”。
值得吟味的是“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这两句话，仅仅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也应该是前后连贯相互呼应的话语；再下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云云，这分明讲的都是秦始皇以前的事儿。因为灭了六国之后才有“皇帝”的名号，先结束战国并争之事，后有“始皇帝”，所以“天下并争于战国”云云绝不应该直接承续在“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句下，二者之间理应句断，“天下并争于战国”这句话完全是另起一层意思。
若是把这两句话紧密连结起来，读作：“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就文从字顺，什么都很好理解了。这两句话是讲在战国诸国并争之时，列国君主，开始只有魏文侯喜好儒学，其后日渐衰败，直至秦始皇时期。那么，在秦始皇时期，儒学的境遇究竟如何？是在衰败中起而振兴了呢？还是衰败愈甚，以至趋于灭绝了呢？反正到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趋势究竟是上升抑或下降，太史公并没有明说。
不过《史记·儒林列传》接下来的一段话，倒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分析线索，即《史记》下文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儒士，六蓺从此缺焉”（案此“儒士”今本《史记》作“术士”，相关辨析详见下文），这显示出在“焚《诗》《书》，坑儒士”之前，《诗》《书》等儒家经典和儒学之士在大秦朝野应该都是具有相当地位的。
实际的情况，正同《儒林列传》上述记载相契合，而与现在通行历史著述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各种通行历史著述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秦始皇斥逐儒学而崇尚法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秦朝灭亡之后“自古以来”的看法。然而认真研读《史记》相关记载，我们却可以看到，单纯就一种思想学说在朝廷中的地位来说，秦廷不仅没有斥逐儒学，而且还十分尊崇儒学。
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在“焚书坑儒”之前，秦廷即设置有七十位博士，而这七十位博士，就其“学科归属”来讲，都是儒学博士，而且是由秦始皇始创其制，如清人沈钦韩所云：“古以儒者名之博士，秦始有专员。”（沈钦韩《汉书疏证》卷四）例如，在这七十位博士当中，有位叔孙通先生，从这位秦廷博士的实际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所谓“博士”，就是从儒生中选出的，所以他们应当就是传习儒家学学的学者，而所谓“儒学”，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以“文学”称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仔细审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颁布“焚书坑儒”令时的相关记载，可知秦廷的博士皆应出自儒学，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过去元人马端临即断然指明“秦以儒者为博士”（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至近时洋博士胡适也说“大概秦时的‘博士’多是‘儒生’”（说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做出的也是大体相同的判断。
我们再来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议论登封泰山事。这里所说“儒生博士七十人”，明确点明这些“博士”乃是出自“儒生”，或者说他们都是身为“儒生”。因为如上所述，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廷总共就为博士设置七十名员额，可知秦始皇这次东巡，他们是悉数奉诏从行，所以《史记·封禅书》这一记载，可以说是秦廷博士所有成员都是儒学博士的铁证。
《史记·儒林列传》载“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这位孔甲是孔夫子的八世孙孔鲋，“甲”是他的字（《史记·儒林列传》裴骃《集解》）。孔鲋为陈胜作博士这一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张楚沿承秦制的一个事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秦博士的儒学属性。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概括诸家学说特点时，曾指出儒者之学系以“博而寡要”著称于世，盖因“儒者以《六蓺（艺）》为法，《六蓺（艺）》经传以千万数”，以至达到“累世不能通其学”的程度（《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点，应该就是儒学博士之“博”得名的缘由。综合考虑当时各门思想流派的实际情况，可以说知识丰富是儒家与其他诸家学说相比独有的特色，或者说在当时诸家学说之中只有儒家才具有丰富多样的具体知识，说的也就是儒学之“博”。这一点，乃是“博士”这一头衔同儒学学术内涵的联系。
那么，秦廷设置七十儒学博士一事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它意味着这改变了战国以来儒学日渐陵迟的局面。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大秦帝国本朝而言，除了儒学，朝廷并没有为其他任何一家学说，设置这样的官位，包括所谓“法家”在内，这无疑凸显出儒家在朝廷中独一无二且、唯我独尊的官学地位；即使是同后代相比，随便哪一个朝代，也都没有设置这么多官定的博士，这更加清楚地体现出秦廷对儒学的“尊崇”至少在形式上乃是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再说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叔孙通先生，率其“儒生弟子百余人”，带着大秦帝国的礼仪投靠刘邦，才建立起来汉朝的礼乐制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当然这都是属于儒家的礼仪文化。因为只有这些儒生才能实现大秦帝国的礼制建设。秦廷特别设置七十名博士的员额以及令其传授儒家的学业，原因即在于此。
这些本来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在《太史公书》里的实际情况，用不着多大学问，更用不着丝毫功力，只要不带任何既有成见地认真读书，几乎谁都能够看见，也谁都能够理解，可学术圈里那些一本正经的历史学家们，却从来没有人向社会公众指明这一点。
这没有什么的高深莫测的道理，只是研究者们盲从前人成说而造成的认识误区和盲区。类似的情况，在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应该都会有一些，但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我只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见过很多很多，一点儿也不奇怪。做学问，既然是为探明历史的真相，凡事只要认真阅读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无征不信，能看到什么，就认定什么是了。
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本《史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谓“焚书坑儒”之事在秦都咸阳发生了，其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具体情形如下：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辙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从中可以看到，诱发这一事件的起因，是侯生、卢生等为其寻求仙药的“方术士”，而且在这两个家伙溜走亡去之后，秦始皇震怒之下，说自己此前“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才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如此看来，被秦始皇活埋的似乎不应该是儒生，而只能是所谓“方术士”，也就是那些施行方术之士。另外，今本《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始皇是“焚《诗》《书》，坑术士”（案这也就是我在前面引作“焚《诗》《书》，坑儒士”那句话），这“术士”当然也就是所谓“方术士”，现在我们也可以简称为“方士”或是“术士”。后世有很多人，就是依据这一记载而断言秦始皇所坑去者乃是“术士”。这样认识的人，古代有很多，现代也不老少，譬如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下文，在数落完这些“方术士”的忘恩负义之事，并特别指出“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之后，秦始皇却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跟这帮骗子毫无关系的儒生头上，即谓之曰：“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参看下文长公子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这句话，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认定，这“诸生”也就是“众儒生”。“廉问”，是察访查问的意思；“訞言”现在一般写作“妖言”，也就是某些人经常讲的“歪理邪说”那四个字儿。
秦始皇明明是被他自己重金招来的一大帮“方术士”骗了钱财，又丢尽了老脸，可他为什么头痛医脚，要去“廉问”这些与“方术士”毫无关系的儒生呢？
仔细斟酌《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述记载，不难看出，问题就出在秦始皇所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这句话上，对于他所召“甚众”的这些“文学、方术士”，秦始皇显然寄寓了很大期望，即想要依赖他们来帮助自己“兴太平”。因为如前所述，尊崇儒学，重用儒生，本是大秦帝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可是，结果呢？现在他已经看到，他“尊赐之甚厚”的卢生等“方术士”不仅骗吃骗喝骗完之后就纷纷各自跑路了，还很放肆地讲了一大堆他的坏话，这无疑会彰显出他的“不德”形象。
秦始皇对自己干下的伤天害理的坏事儿，当然一清二楚；自己既然做了，当然免不了要遭受世人非议，这一点他也心知肚明。
这不仅在于他以血腥的暴力吞并天下土地，更让天下苍生遭受无边苦难的是，他在吞并天下之后，不仅不与民休息，还愈加“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么虐待子民，人家怨他，人家恨他，甚至很多人恨不得杀了他，这当然他闭着眼睛想也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秦始皇一点儿也不怕，为什么？君不见《商君书》里明确讲的话：“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还有“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用现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大白话来讲，就是以严刑峻法来镇慑恐吓，让你不服也得服，心不服口也必须服。先祖秦孝公的时候，秦国的*治就是按照商鞅这样的设计而展开的；到秦始皇的时候，他的所有*治举措，更都是如法炮制。只要心狠手辣把这些小民往死里整，天下百姓就是再怨恨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草民谁也不敢动，并不等于偌大一个国家就谁都啥也不说。为什么？在赵正登上皇帝大位之初，帝国的法律还没有过分严苛地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或者说秦灭六国后朝廷并没有马上针对一般性的言论上手段，重刑还没有立即用到每一个人的嘴上。
就在发出坑儒之命这一年之前的秦始皇三十四年，赵正在咸阳宫里摆酒宴，秦廷设置的七十个博士上前给他祝寿，其中的头目——仆射周青臣还把马匹拍得震天响，说什么“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到末了，总括一句话：“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比秦始皇后来指斥卢生一辈方术士“重吾不德”那句话，可知周青臣这些奉承话该多么让他受用。
问题是虽然这个博士头目很会拍马屁，可他手下其他那些直把《诗》《书》读到心坎里去的书呆子博士却很不识相。有一位名叫淳于越的博士，马上站出来揭破周青臣的丑陋面目，即“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本纪》）。听着耳熟吧？这同一年后秦始皇斥责卢生等人“重吾不德”的话实在太相似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语句，站在不同立场上，就指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方讲的是真话，另一方讲的就必然是假话。其实不仅今天我们谁都知道究竟是谁在说真话，当时的人也都明白到底是谁在讲假话——这个人当然是始皇帝赵正。在淳于越这样的书呆子看来，是周青臣这类马屁精在彰显秦始皇的罪过，而在暴君秦始皇看来，则是讲实话的卢生等人在彰显他缺德无德的本来面目。
一年之后秦始皇既然能针对卢生等方术士讲出那样一番话来，现在，面对淳于越博士讲的这些大实话，心里当然煞是不爽。淳于越与周青臣两相对峙的言论，并不仅仅是两个书生之间意气相向而已。因为淳于越在指斥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之前，还讲过一句很重的话：“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事儿就有些大了，等于全面否定并且抨击秦始皇的治国理民路线；更何况淳于越有博士的身份，是个身在庙堂之上的“公知”（吃公家饭的知识人），若是任由这样的思想传播于黎民黔首，任由这帮家伙放下朝廷赏给他们的饭碗就来抨击朝*，诅咒这个*权，那么大秦帝国还将何以为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怒，虽然是愤怒至极，却不宜马上发作。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的*治运作过程，有很多肤浅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譬如，说什么皇帝独裁专权什么的，就是这样。皇帝固然是个独断干纲的工作，可从赵正创设这个职位时起，决策的过程，通常就都是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而且整个过程都很“民主”；至少是要经过大臣们开会讨论才能做出决策的，不像当今美国那种虚伪的民主，不管什么鸟人，一旦通过欺骗手段上台当了总统，跟谁也不商量，半夜睡不着觉，就径行发推特宣布国家大*方针。他们口头上标榜“民主”，实际上独裁得很。
这次也是这样。秦始皇按照朝*运作的基本规则，一本正经地把双方的意见交由朝臣议处。
于是，那个一心想坐稳粮仓顶上大老鼠位置的佞臣李斯，本着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得时无怠”精神（《史记·李斯列传》），及时挺身而出，来为主子排忧解难，以求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个重大的隐患。
这样，我们就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看到了下面这样一大段话：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德勇案“若欲有学法令”句，参据《史记·李斯列传》等，疑本书作“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概括起来，李斯洋洋洒洒的这一大段话，包括下述几层意思。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首先是直接针对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一主张，做出总体评价，以为像淳于越这样“愚儒”，明显智力不够，实在是蠢得很，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秦始皇创建的亘古未有之大业丰功的。这是一个纲领性的认识，大调子一定，下边就是具体的处置办法了。“愚儒”的“愚”也就是傻的意思，傻瓜的话，不仅听不得，也不能由着他到处胡乱说，让傻瓜给正常人洗脑。遍地傻瓜乱跑，那大秦帝国还能成个什么样子？实际的后果很严重，并不仅仅是遍地傻子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若一味“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则必将“惑乱黔首”——有傻小子不干了，出来造反怎么办？这就是“公知”的危害，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做出惩处。
应对的办法，一是“别黑白而定一尊”，即确立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人人都要服从于他的权威。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除了他，谁的话都不算人话，谁的话都要同他保持高度的一致。二是在此前提下，与此有违的种种私学，都要一律禁绝，并且指出开放言论的严重后果是“主势降乎上，*与成乎下”，即皇帝的权威荡然无存，而反对的*徒必将布满朝野，实在是危乎险也。三是应立即颁布具体的禁绝措施，即除了官方存留部分书籍之外，诸如秦国自己的史书、朝廷所设博士官传习的儒家经典，以及像“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样的科技著述等，其余所有各项典籍，统统搜检出来烧掉；同时还有特殊针对性地特别强调“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这样的处置措施，看起来好像很有创意，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与李斯出自同门的韩非子即明确讲过，当年商鞅即已“教秦孝公以……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到底是同门同窗，对先行君主施展过的这种手段，同样早就烂熟于胸，时机成熟时，掏出来用就是了。
李斯这个现职的帝师把话讲得都很到位，有纲有目，有头有绪，一切都正中秦始皇的下怀，连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详，自然博得他满心欢喜。于是，秦始皇只简单地迸出一个“可”字来就依样施行了；或者说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大秦帝国建立起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治运动。这场运动，也可以简单地用“焚书”二字来概括。
全面了解这一背景，了解这场运动在秦朝*治生活中无比重要的地位，我们才能切实理解秦始皇“坑儒”之举发生的缘由。
秦始皇“焚书”之举，实际上不过是上一年刚刚施行的极其严酷的惩处办法，这些儒生应该老老实实地上班办事儿领薪水，帮助我歌功颂德“兴太平”了吧？可恨侯生、卢生这些“方术士”，骗吃骗喝骗够了，临走人还“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不过这帮子家伙本来就是骗子，如此忘恩负义，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而且其社会地位和影响，都没法跟儒生相比，只要这些儒生，都像朝廷设置的那七十个博士一样给朝廷妆点门面做摆设，倒也不用担心什么。
那么，这些儒生的地位和影响为什么这么重要？除了孔夫子创立的*治学说和社会理念对世道人心具有重大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似乎不为人言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在先秦诸子之中，其他各家，讲的都是空洞的思想观念，只有儒家才具有丰富的具体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自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来教授弟子，这些知识，就成为儒家门内师徒相传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典籍所蕴涵的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以及社会制度知识，其丰富性、系统性、具体性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高谈阔论的理论，只能影响一小部分高等知识分子，而这些具体知识和儒生对这些具体知识内在义理的阐释，才能更加深刻地影响社会公众（前述秦廷儒学博士之“博”，其要义也正在这里）。其中历史知识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这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一项利器。
现在，摆在秦始皇面前的问题是，侯生、卢生这些“方术士”既然能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那些儒生是不是口服心也服，服服贴贴地跟他这个一尊之身保持一致呢？秦始皇对此很是担心，或者说侯生、卢生等“方术士”搞得他很是心虚。他需要考察一下真实情况。于是，便指使人去查问“诸生在咸阳者”。——这就是“方术士”惹出来的事儿而秦始皇却“头痛医脚”地去查问儒生的缘由（阐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够理解，后世有些*治人物，竟然真的会头痛反而医脚）。
结果呢？结果不禁让他有些震恐。这就是这些儒生在上一年刚刚颁布那样严酷的禁令之后，仍然“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如上所述，上一年的时候，正是由于“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才促使秦始皇颁行禁令，试图以严刑峻法，吓阻这股反抗的潮流，可是现在一查才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那么，秦廷的法律岂不形同虚设？秦始皇的威严何在？若是任由这帮儒生继续惑乱黔首，岂不天下大乱？必须严查重惩！
后世很多儒生，总是恶*攻击秦始皇很任性，攻击这位千古一帝心有多么残忍就能多么残酷地镇压知识分子。其实秦始皇虽然心狠手辣，但却是一向很讲究依法治国的，绝不随便胡来。面对反动知识分子的猖狂进攻，秦始皇依然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使御史悉案问诸生”，也就是逐个审问，让这些儒生人人过关。只不过以强大的威权去审查一个个弱小的书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后来掌握权柄者无数次重复过这种方法。那么，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是“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也就是在酷刑苛法的威逼下，这些儒生们不得不违心地揭发检举他人，这样才能侥幸脱身免罪。
当然并不是所有举报了同辈的人都能不被追究治罪。若是这样，秦始皇就失去了追查其事的意义了。因为他想杀一儆百，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倒霉的，是那最后被朝廷认定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这样通观《史记》相关记载，被秦始皇坑掉的，理应是儒生，而不会是方术士。如前所述，按照始皇长公子扶苏的说法，当时秦始皇所要坑掉的“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乃“皆诵法孔子”，这也清楚说明他们确实一个不差都是儒生。又《史记·封禅书》另外还记载说“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这“文学”讲的同样是儒生。这些都可以同上面所做的分析相印证。
至于《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也就是我在本文开头引述过的“焚《诗》《书》，坑儒士”那句话，虽然曾被很多学者引作秦始皇所坑之人包含诸多术士的证据，譬如近人崔适即持此见（崔适《史记探源》卷八），章太炎也说是缘于“诸巫食言，乃坑术士“（《太炎文录》卷一《秦*记》）。至于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更比比皆是，毋庸逐一列举。可若认真审读《儒林列传》的文本，则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
为便于分析，可将其上下相关文句，再列举如下：
自孔子卒后，……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请大家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写在《儒林列传》开头的地方，儒林、儒林，这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谈论的儒学、儒书、儒生、儒术，都是儒家之事，与“术士”无涉，忽地迸出“坑术士”一语，与上下文不协，显得相当突兀。
《史记》三家旧注，唯有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释及此语，其语如下：
颜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姑且不论这里所说坑儒之事的缘起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异同，我们看《史记正义》叙述的内容只是“坑儒”，而不是坑埋术士。古人注书释文，当然要与被注释的正文相对应，不会无端添附离“经”之“注”。所以《正义》这条注释，显示出原文应是书作“坑儒士”而不会是“坑术士”。检南宋时期的类书《记纂渊海》，其引录《史记·儒林列传》此文，乃书作：
秦之季世，焚《诗》《书》，坑儒士，六艺从此缺焉。
可见当时所依据的《史记·儒林列传》，正存有“坑（坑）儒士”的版本。这足以印证上述推论不诬，被秦始皇坑掉的，实际上只是儒士，而与方术士无涉。
结论，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坑儒谷里活埋的都是儒生。没有一个例外。
年6月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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